叫魂的幽灵

叫魂妖术:术士们从受害者(多为妇女儿童)的发辫末端剪去一绺,再作法于这些毛发,便可使受害人发病死去。

一、 1768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8月,36岁乞丐张四携其11岁的儿子秋儿到达宿州。此时张四还无法预见正波及全国的“叫魂案”即将给他带来的厄运。12日,父子二人来到宿州赵家楼。他们与另两名乞丐一同在庄首赵某的门前卖唱乞食。赵某的吝啬引发乞丐们的愤怒和辱骂。本就对这几个外乡人有所怀疑的赵某警告他们,“近日这里有剪辫(叫魂)犯,你们最好快滚。” 张四气不过又骂了一回,这才离去。没行出多远,赵家的雇工便将四人抓回,私刑打成重伤。赵某又将一绺头发混入张四等人的随身物品,接着便向县府告发了这些“叫魂犯”。

其时,全国的官僚机构正为乾隆的盛怒所驱动,焦头烂额地搜寻叫魂案的主犯——其中一名正是活动在距赵家楼三四百里苏北地区的张四儒。官府很快注意到了这一案情“重大突破”——张四必然是张四儒的化名。地方官府获得张四口供的过程未被史书记载。无论如何,对剪辫叫魂一事“供认不讳”的张四父子随后被解往北京由军机大臣亲自审问。10月11日,到达北京的张四已经奄奄一息。但他在随后的审讯中当堂翻供。军机大臣将供出张四儒的案犯靳贯子带来对质。靳贯子却忽然改称张四儒的名字系属他遭遇逼供时捏造的。军机大臣为这混乱供词所困扰,只得命令各省进一步的调查并等待结果。

然而死神从不等待。10月25日,张四死于狱中。11月1日,乾隆降旨停止了对叫魂案的清缴——因为不断的证据证明叫魂事件始于一些荒谬的谣言。

以上是孔飞力教授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的故事。这部著作中,张四的遭遇并非个案。而除却这些有名有姓的“重犯”,书中还不断出现类似“被愤怒的乡众殴毙”的字句。

在全书的第九章,孔飞力教授通过叫魂这一全国性运动对清朝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协作制衡进行了精妙地解剖与构建。然而我注意到在对本书的诸多评论中最常被引用的是结尾的第十章中对于普通民众为何投身于叫魂事件的分析——通过指控叫魂犯,指控者可以获得某种权力的幻觉: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够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了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

二、 1966

“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

孔飞力教授在全书的结尾,为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奏起某种挽歌:

“但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显然仍可能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为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这样的自信,只会存在于那些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的人们身上。在中国帝制后期的政治生活中,即使在最高的行政层次,具有这种胆识的人士已属凤毛麟角。一个半世纪后,当帝制垮台而滋养这种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以后,这样的胆识也就变得更为稀缺了。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我相信全书以这样的方式结尾,其矛头直指1966年的“全民狂欢”。然而200年后的浩劫较之前身仅仅区别于中国失去了士大夫精神这个锚碇?

200年后的最高领袖拥有帝国皇帝无法想象的能力。和后来者相比,乾隆就像被囚禁在官僚系统的罗网中——任何皇帝的圣意都需要通过官僚系统转达到民间,而民间信息的收集汇总也为官僚系统所控制。这种缓冲使官僚机构有机会将事态导向自身集团希望的方向。纵然乾隆拥有秘密的信息来源,但这与200年后被科技武装的宣传机构无法相提并论。

宣传的力量使最高领袖的旨意可以在一夜之间抵达民间每个角落,而且旨意必然原封不动,丝毫不为官僚机构所过滤或者歪曲。最极端的情况下,在官僚集团了解领袖意图之前,旨意已经抵达民间。这彻底打破了孔飞力教授所论述的“官僚君主制”中游戏双方的力量对比。

于是乌合之众发现领袖亲自“丢弃在街头的武器”,官僚系统不能进行有效的阻拦。同时,同样是乾隆无法想象的场面,百万狂热的民众可以在几天时间内涌向皇宫,聚集到领袖面前。面对这样的觐见,谁又能不陶醉于自身的力量?正向反馈的机制中官僚系统被挤压地无处容身。无论是否存在古老中国的士大夫精神,所有逆潮流而动的人都将被粉身碎骨。

当乌合之众的躁动和领袖的狂热引燃吞没一切的火焰时,那一点点人性的光辉如此黯淡。

三、 2011

“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其实,把僧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

优秀的历史书写既是对过去的解读,又是对未来的精妙预言。

RT @色色猴奔走相告:丢失的陕西孩子找到了!前方的志愿者传来好消息!经过网友@今年2011 在珠海随手拍的一张照片,@到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经过转发,引起了孩子母亲@佳县明明 的注意,确认就是他的孩子。昨晚上21点,志愿者@GJ的微博 会同当地志愿者,星夜赶到珠海,今11点左右,孩子找到了。现等孩子母亲 (2011年2月7日)
RT @GJ的微博经过珠海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DNA检验:2月7日晚一网民在珠海市景山公园门前所拍摄一男童乞讨照片中的男童,与该照片中其身后成年男子之间具有父子遗传关系;目前,该男童母亲亦已找到,两者是否具有母子遗传关系,仍在进一步检验中。(2011年2月8日)

当所有最高意志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叫魂这个幽灵却从未离开这片土地。当民众不再对宣传机构保有任何信任,互联网却又赋予了一般人前所未见的机会。微博模拟了“口口相传”的渠道,但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成本,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于是不需要完整的证据、细致的调查,当一些精致的似是而非以及煽动的叙述进入传播渠道后,民众便又会开始新一轮对“叫魂”的清缴。

这里有着同样的随取随用的武器,并且更先进地贴上“道德”、“正义”、“公民行动”的标签。于是狂热分子可以肆无忌惮地开火,而后又不必背负任何良心上的谴责,甚至还能获得惩恶扬善的快感——这也是如今这个社会中稀缺。有意无意间,这些武器像200多年前一样,依然以保护孩子的名义指向这个社会最边缘的群体。

RT @mozhixu我儿子跟你儿子长得像,加上我是穷人,所以你们就可以要求我们一家三口做DNA测试,而不需要任何法定程序,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是自由和法治的国家,赞同这么做的人也不会是权利的拥护者

孔飞力教授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中国社会几百年来不变的本质。

“‘受困扰社会’的特殊政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利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飘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我们就置身于这样一个受困扰的社会中——愤怒而无权的人聚集在一起。今天,新的传播媒介又太容易煽动“叫魂恐慌”。

一夜之间我们可能不是成为“指控者”,就是沦为“剪辫犯”。

也许没有人能逃脱这一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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