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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孔飞力（Philip A. Kuhn），1990年著。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寒假期间写了四篇长文，其中叫魂的书评是我觉得其中立意最好的，全不似三体和苍井空那两篇纯为调笑。可惜从结果上看，叫魂这篇却写得最差。托辞说不走心，比如回头看如果当初的大段摘抄全改成复述，文章的感觉会很不同。不过另一方面，心里清楚自己的浅薄，一写起这样的东西，短板就曝露无疑。真让人扰恼。

这本书的妙处有二。一是阐明了所谓的“君主官僚制度”内部君主与官僚、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的互动方式，这有助于理解清朝乃至帝制中国的朝廷为何以及如何处理事件。二来本书最后一章从全局角度阐述了君主、知识分子、民众之间的结构，特别是其中引入“受困扰社会”这一概念。我认为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揭示了中国社会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的一些系统性缺陷。这是中国社会近两个多世纪来，某些灾难频繁发作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在未来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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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Pantaleón y las visitadoras）》，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73年著。孙家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我们读小说序言评论时，常能看到一个说法叫“小说的可能性”，对作家很nb的评价之一就是“扩展了小说的可能性”。这种说法多少有一些玄的东西在里面，比如人们特喜欢说博尔赫斯扩展了小说的可能性。我们第一次读博尔赫斯一定会觉得这和我们读的那些小说不同，但是究竟为什么不同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了。

当然这个例子举得未必好，因为此处的玄更可能是博尔赫斯小说本身的玄，而不是“小说可能性”这一说法的玄。吴晓东老师就曾经说博尔赫斯写的是“玄想小说”。比如《秘密的奇迹》里，我们没法简单说这是一个结构上的实验，因为有一些东西藏在克莱门蒂诺图书馆的四十万册藏书中某一卷某一页的某一个字母里——你会发现即使脱离了不同的故事时间、叙述的嵌套，这一说法依然保持着它固有的魅力。

扯远了，其实我是想说，某些时候我们还是会在读一部小说的时候，特别直白地体会到“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而略萨的《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就是这样的小说。

你看，我甚至不能从这部小说中截出一句话来作为摘抄，因为所有碎片结合成了如此完整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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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韩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韩松一直是有争议的作家，批评他的人（安替算是最新一个）直言不知道他在写什么。

这里的奇妙之处在于，很多人读小说时，如果这小说不是现实的，就一定要确认出它是现实的某种反映——比如地铁反映工业文明、地铁惊变就反映工业文明下人的异化。然而这是一种多么无聊阅读方法呀。小说的魅力不恰恰藏在它与现实之间那些晦暗不明的隐喻中嘛？作为读者，我们该去试着理解那些隐喻，因为这样我们才不会面对完全的无意义。然而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应该把模糊的隐喻落实呢？一旦落实，小说还是活的小说嘛？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该问，像韩松这样的小说到底在讲什么，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犯有谋杀的企图。

写到这，我倒是又想到了另一种小说的读法——某种“逻辑病”。患有“逻辑病”的人特别喜欢用完整的逻辑链条去取代小说中模糊的隐喻。我想到的例子倒不是小说。押井守电影版“空中杀手”的观众就特别喜欢挖掘Teacher的含义（宽恕那些科幻宅吧），他们一会儿发展处Teacher是AI的理论，一会儿又搞出一套Teacher是水素老情人的说辞。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在挖掘Teacher的含义，而只想要把Teacher从一个隐喻变成实在人物。也许对他们来说，故事里每一个名词都必须有实在的意义。这好无趣。

“他们以蚁的形态，以虫的形态，以鱼的形态，以树的形态，成群结队、熙熙攘攘向不同的中转口蜂拥而去。在无数的站台上，一组组的列车，正整装待命，预备向不同的世界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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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血（Wise Blood）》，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1952年著。蔡亦默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

这本读得偏快了，没抓住太多东西。

有意思的地方是，故事中的视点曾聚焦到其中几个主要人物——黑兹尔、伊诺克、萨巴思、女房东等等。但是叙述里的聚焦既不是内聚焦也不是外聚焦。比如当视点转移到黑兹尔时，它不仅仅描述黑兹尔的行动，而是包含了一定量的心理活动——黑兹尔做决定的原因，甚至还为此追溯到回忆中。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分析这些想法的话，又会发现这些想法并没有真正进入人物的内心，理由背后更深层次的意念是隐而不显的。因此虽然我们看似了解了人物的动机，但是又不理解这些人物。

不过写完上面那段之后，晚上听了一点课（这本书是“1945年后的美国小说”第二本阅读书目），我才发现可能是我的阅读背景有问题。“1945”上重点谈到了奥康纳的天主教背景，这让我意识到缺乏必要基督教文化背景——对赎罪、基督、圣心这些概念的无反应——可能才是我认为人物深层次动机不明的真正原因。

错误的理解会不会催生一种有趣的写法？

“‘我喜欢他那双眼睛，’她观察得很仔细，‘总是一种视而不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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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笫之间（In Between the Sheets）》，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78年著。周丽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这本读得也颇失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静下心读。

两碎片。背景知识问题，一开始我没读懂这是一篇末世小说，发现之后重读还算读出点味道来。但这就是唯一一篇……

色情和既仙即死，让我觉得除了畸恋之外就没有东西了。宠猿好一些，因为除了畸恋之外还能剩下一点点什么——面对打字机把自己的作品重新敲一篇，但这和畸恋有毛关系…… 心理之城就是那种你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的东西。一来一去？干脆没看。

段子是：床笫之间，床第之间，我不认识字……

“现在我在这里，但要她在椅子里转过身并注意到我，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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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导引》，王先霈/胡亚敏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看这种书就和看谭浩强的《C程序设计》差不多。虽然未来你很可能看不起这样的书，甚至隐约羞于承认自己从这样的书读起，但是你却不得不承认，现阶段这书看起来还真有用处。

“批评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提高思想修养的依据和指导，切实用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和指导批评理论和实践活动，提高思想觉悟和思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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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裤从哪里来？——从一包内裤看中国（Where Underpants Come From）》，乔·本尼特（Joe Bennett），2008年著。吕博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年。

作者的动机很有意思：因为在新西兰超市发现一包6.5新元五只装的内裤，作者很诧异如此廉价的货品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所以作者期望回溯产业链条，查看内裤的生产过程，进而从这个角度去了解中国。

遗憾的是，作者最后并没能找到一种有效的回溯产业链的手段，因为其中涉及一些商业秘密，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作者包有配合的态度。结果严格意义上讲，作者并没能完成他在开篇提出的构想。于是这本书也有些虎头蛇尾，更像一个从未接触中国的老外初到中国的游记。当然作者的写作不乏有趣的地方，但也就是仅此而已吧。

“当地铁到站停车后，车门和隔离墙上的自动门简直是正好同时开启，而且两层门对得很精确。即刻有两股人流，上车的和下车的，之间只相隔半米站台，直接朝着对方走过去，混成一团。几秒钟后，人们之间的对立结束。两股人流交换了位置。车门和自动门同时关闭，我就这样错过了这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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