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偷窃当然可以用悲惨和饥饿来解释，但我认为，我后来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经历使我相信，其原因要比这深刻得多。当一个犯罪的政权瓦解了法律的准则，当罪行受到鼓励，当一些高踞于法律至上的人企图剥夺他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人们的道德就会深深受到影响。犯罪的政权知道这一点，试图通过恐怖来维持合乎道德的行为，因为如果没有合乎道德的行为，就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甚至被这类强权统治的社会——能够正常运行。但是事实表明，一旦人们失去了道德行为的动机。恐怖也收效甚微。

杀害我们的凶手从别人那里偷走了手提箱，我又从凶手那里偷走了，我为我的行为感到骄傲，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我的骄傲是多么有失尊严。

以后的岁月，我逐渐意识到很少有比失去的荣誉、受损的道德更难恢复的了，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共产党政权期间要拼命地维护这些东西的原因。

一个建立在不诚实基础上的社会，一个将罪行看成正常行为的一部分而予以容忍的社会，即使这只是在一小部分特殊阶层之间，而同时这个社会又剥夺另一些人（无论这些人多么少）的荣誉，甚至生存的权利，这样的社会注定要道德败坏，最终彻底崩溃。

……

死亡伴随着恐惧。我知道自己被一种无情的力量、一种为所欲为的力量所支配。我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迁移，被带到一去不返的地方。我知道随时都可能有一个穿着灰绿色制服、帽子上缀着人头骨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揍我或杀掉我。

成年人可以接受恐惧，屈服于它，或者躲避它。但孩子对此没有真正的选择。孩子只能拼命地抓住他成长的世界里一个盲目的信仰，也就是说，一个童话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善的力量在与邪恶力量永不停息的战斗中获得胜利；女巫被打败，恶龙被斩首。在集中营的语境下谈论童话世界似乎显得悖谬，但不仅仅是我和我的同龄人逃进那个世界，跟我们一样无能为力的成年人也这样做。成人的世界，就像我们的世界，也被分裂成善与恶之间的原始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生命是完全被决定的，它发生在远处某个地方，超出我们的能力所及。尽管如此，我还是记得十分清楚，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善终将取胜而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这个信念帮助他们支撑自己，在羞辱、焦虑、疾病和饥饿中幸存下来。

这个世界当然不是一个童话世界，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和那些地方，对我周围的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支撑的信念被证明是空泛的。可是，我却活了下来；我活着看到了战争的结束。对我而言，善的力量，主要体现在苏联红军身上，的确是胜利了。就像许多战争中的幸存者一样，很长时间后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相互争斗。

—— 伊凡·克里玛

（《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伊凡·克里玛 等著，景凯旋 等译，花城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