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著某種距離，我逐漸得出結論，任何種類的狂熱都是暴力和恐怖的心理前提，一種先兆，世界上沒有任何思想好得足以證明去實現一個狂熱的企圖是正當的。在我們的時代，拯救世界的唯一希望是寬容。另一方面，那些無助的、絕望的人群，不是被「僅僅」驅趕進圍繞著鐵絲網和機關槍塔樓的集中營，就是被直接驅趕到毒氣室或射擊隊前面的人，警告我們寬容是有限制的。無可爭議的事實是，希特勒和他的密友（正如列寧和他的那幫革命者）並不隱瞞他們毀滅性的意圖——限制大多數人的自由，他們也毫不隱瞞狂熱的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來達到目的。如果他們從沒遇到過不可饒恕的冷漠、猶豫和軟弱，他們本來也許會有所克制。寬容絕不意味著寬容那些不能寬容的事情，絕不意味著寬容那些要限制他人自由甚至生命權力的人，儘管這可以被證明是出於最崇高的目的。

我知道實質上這都是些簡單的原理，但這些年來，我常常看到，正是這些不言自明的道理是最難維持的。一次又一次，我們無能為力地看著大眾朝著有某個新變種的狂熱為他們準備的命運前進，對這種新狂熱，大部份是出於自私的理由，我們準備容忍，或至少公開宣稱我們無力做出任何行動。一次又一次，我們本來可以不用流多少血就可以制止住暴力，但我們錯過了機會。經驗告訴我，如果我們不從災難中吸取教訓，如果我們不接受這些簡單的原理，那麼我們本可以為決定人類命運而做出行動的機會將從我們身邊擦肩而過。

（《布拉格精神》，伊凡·克裡瑪（Ivan Klíma） 著，景黎明 / 景凯旋 译，時報文化，2003年）

亲爱的爸爸、亲爱的普泽克（Puzuk）、亲爱的克维塔（Květa）：

我再次羁留在鲁兹伊内（Ruzyně）监狱，从这里问候你们。别为我担心，我不会就此失踪。我不知道奥尔加（Olga）在什么地方，赫拉德切克（Hràdecek）农庄的邮件有什么安排，所以我把这封信写给奥尔加的信寄给你们代转。

瓦（V.）

（《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加》，哈维尔著，张勇进 / 王一梁 等译，倾向出版社，2004年）

这种偷窃当然可以用悲惨和饥饿来解释，但我认为，我后来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经历使我相信，其原因要比这深刻得多。当一个犯罪的政权瓦解了法律的准则，当罪行受到鼓励，当一些高踞于法律至上的人企图剥夺他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人们的道德就会深深受到影响。犯罪的政权知道这一点，试图通过恐怖来维持合乎道德的行为，因为如果没有合乎道德的行为，就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甚至被这类强权统治的社会——能够正常运行。但是事实表明，一旦人们失去了道德行为的动机。恐怖也收效甚微。

杀害我们的凶手从别人那里偷走了手提箱，我又从凶手那里偷走了，我为我的行为感到骄傲，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我的骄傲是多么有失尊严。

以后的岁月，我逐渐意识到很少有比失去的荣誉、受损的道德更难恢复的了，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共产党政权期间要拼命地维护这些东西的原因。

一个建立在不诚实基础上的社会，一个将罪行看成正常行为的一部分而予以容忍的社会，即使这只是在一小部分特殊阶层之间，而同时这个社会又剥夺另一些人（无论这些人多么少）的荣誉，甚至生存的权利，这样的社会注定要道德败坏，最终彻底崩溃。

……

死亡伴随着恐惧。我知道自己被一种无情的力量、一种为所欲为的力量所支配。我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迁移，被带到一去不返的地方。我知道随时都可能有一个穿着灰绿色制服、帽子上缀着人头骨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揍我或杀掉我。

成年人可以接受恐惧，屈服于它，或者躲避它。但孩子对此没有真正的选择。孩子只能拼命地抓住他成长的世界里一个盲目的信仰，也就是说，一个童话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善的力量在与邪恶力量永不停息的战斗中获得胜利；女巫被打败，恶龙被斩首。在集中营的语境下谈论童话世界似乎显得悖谬，但不仅仅是我和我的同龄人逃进那个世界，跟我们一样无能为力的成年人也这样做。成人的世界，就像我们的世界，也被分裂成善与恶之间的原始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生命是完全被决定的，它发生在远处某个地方，超出我们的能力所及。尽管如此，我还是记得十分清楚，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善终将取胜而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这个信念帮助他们支撑自己，在羞辱、焦虑、疾病和饥饿中幸存下来。

这个世界当然不是一个童话世界，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和那些地方，对我周围的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支撑的信念被证明是空泛的。可是，我却活了下来；我活着看到了战争的结束。对我而言，善的力量，主要体现在苏联红军身上，的确是胜利了。就像许多战争中的幸存者一样，很长时间后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相互争斗。

—— 伊凡·克里玛

（《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伊凡·克里玛 等著，景凯旋 等译，花城出版社，2010年）

每一代人都喜欢把自己的经历看成是独特的，把自己的成就和灾难看成是划时代的和史无前例的，这就妨碍了他们对其成就和失败的真正范围和意义进行评估。

…… 如果相信几百年来决定人类行为的力量已经被驯化了，就因为我们（至少是部分地）已经确定了它们是什么，并且给它们命了名，那就太天真幼稚了。

…… 但后来这些机构就开始表现得像所有被赋予了权力的人一样：他们开始为自己篡夺权力，伤害那些权力所自的人们。…… 它们不再被支配：它们支配。不同于早期的篡权者，这些权力机构没有面孔，没有正身。对于任何打骂都无动于衷。它们的权力也许更少炫耀，更少公开宣扬，但它却无处不在，不断增强。那些代表权力的人也许会出头露面，也许会隐身幕后，但就这些人而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随时被免职和被取代。

…… 他们立刻就明白了：这些独立的反抗者干扰了恐惧者的和谐。因此，权力者将竭尽全力，使用它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企图让反抗者回到他们认为反抗者应属的地方：由恐惧统治的虚无世界。

当胡斯站在康斯坦斯议会面前时，他们没有试图说服他，或跟他辩论；他们只是简单地，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放弃自己的主张。当他被捆绑在火刑架柱上时，他们仍然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这些拒绝讨论这件事或拒绝听取任何事实证据的人提供这个机会，是因为他们想挽救一个无名神学家的性命吗？完全不是：他们只知道，一个放弃了真理、向恐惧屈服的胡斯，一个谦卑地重返他们权力王国的胡斯，将再也不会对他们形成什么威胁。一个不这样的胡斯，无论是活着，还是被烧死，都会继续对他们的世界、对他们残酷的统治形成挑战。这就是迄今所发生的一切，它仍然在持续。

一个处于其内心需要，敢于直面权力者，甘冒一切风险的人，只拥有一个小小的希望：通过他的行动，他将提醒那些当权的人，权力来自何处，权力的起源是什么，他们的职业是什么，也许他会使他们变得多一些人性。然而，对那些当权的人来说，对那些屈服于权力者的人来说，这样的一个目标好像是愚蠢透顶。

可是，对无权者来说，我们的希望就隐藏在那些傻瓜的行为里面。

—— 伊凡·克里玛，1980年1月

（《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伊凡·克里玛 等著，景凯旋 等译，花城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