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的记忆，其中一种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模糊：比如绞尽脑汁去回忆第一辆车的样子，或社保号码，或高中物理老师的名字和体格——霍尔姆先生，身穿灰色西装，蓄着胡子，瘦骨嶙峋，约三十岁。而另外一种非但不会变糟糕，甚或会越来越强烈。它好比是梦游一样的，像是你无意间穿过房间的暗门，忽然发现自己所处的不是门廊，而是坐在教室。起初你想不起这是何时何地，突然间看见一个小胡子男人，手里转着玻璃镇纸，笑容满面，玻璃里的小屋舍立在片片飘雪之中。
「访问乔吉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每每当我坐在门廊上，或推着购物车，或站在洗脸池前时，那种回忆突如其来地降临到我脑海，那么记忆犹新，那么令人惊异，犹如催眠师的响指。」
《雪》，约翰·克劳利著，李懿译，收于《大师的盛宴》，奥森·斯科特·卡德编，新星出版社，2012。
这应该是5年前的《读品》上读过，淡忘之后，今天又一次读到。这段奇妙地既赋予阅读私人性，又对阅读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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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的创造成果，表面看上去是一件艺术品，但实际上，是将复杂、零星、偶然的日常琐碎生活，整理成完整有序的“一次经验” …… 普通读者对一部文学作品的阅读，其实就是其个人经验和作家通过作品呈现出来的“一次经验”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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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艺术作品确实表现为“一个经验”，那么批评，就只能是对这“一个经验”的判断。经验没有大小之分，但有好坏；没有真实虚构之分，但有真诚和虚伪的区别；没有多寡，但有丰富和单调的差异；不在乎粗糙和精致，但有完整和零碎的不同。对作者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将复杂松散的内心经验和世界经验，处理和呈现成完整有序的“一个经验”，同样，对普通读者，他如果希望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重要的不是仅仅知道作者的这些经验来自何方，重要的是首先拥有自己的经验，其次就是带着自己的经验去怀疑、印证、表达、反思这部作品力图呈现出来的那个完整“经验”。
……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普通读者，能否真正遭遇到艺术品带给我们的“一个经验”呢？这里又回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两条进路，可以让我们不断地向上走。一条是向外的，，“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通过阅读和生活，不断地丰富我们的外在经验，钟嵘说：“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缕金。”他说出这样的话，一定是已经了解水中荷花静静生长的美丽，也懂得金碧辉煌意味着什么；另一种是向内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在局限中努力认识自己的内在经验，同样地，通过阅读和生活。艾米莉•狄更生说：“如果我从肉体上感觉到仿佛自己的脑袋被搬走了，我知道这就是诗。”A.E.豪斯曼说：“一首好诗能从它沿着人们的脊椎造成的战栗去判定。”这种刺痛身体的感觉，他们真真切切地遭遇过。」
《批评的准备》，张定浩著，北岳文艺出版社，2015年
过去，未来，都不可说。我与 K 沉默着立下坚定的誓言，踏上这旅程——我们只有眼下这一刻，这饱含感情的一刻。家里的事情不可说，身上的痛苦不可说，对明日的畏惧不可说，对人世的疑惑不可说，昨日之耻不可说。至少，在眼下这一刻，就算只有这一刻，让我们拥有这静谧时光。我们在心中默默祈祷着，静静用水洗净身体。
《人间失格》，太宰治著，烨伊译，武汉出版社，2011年
There are no happy endings.
Endings are the saddest part,
So just give me a happy middle,
And a very happy start.
“Every Thing on It“, Shel Silverstein, 2011
当加缪的读者发现这位思想家、这位伦理学者拿不出任何东西解决一个危机时代的种种矛盾，反而像大家一样地困惑时，他的威信就一落千丈了。但是，总有一天，真正的加缪、面对世界小心谨慎的散文大家，一定会复活的。到那时，人们一定会按照历来理应如此的方式阅读他的作品，如同阅读福楼拜和纪德那样，而不是阅读狄德罗或者萨特那样。
（《加缪的修正》，巴尔加斯·略萨著，赵德明译）
隔著某種距離，我逐漸得出結論，任何種類的狂熱都是暴力和恐怖的心理前提，一種先兆，世界上沒有任何思想好得足以證明去實現一個狂熱的企圖是正當的。在我們的時代，拯救世界的唯一希望是寬容。另一方面，那些無助的、絕望的人群，不是被「僅僅」驅趕進圍繞著鐵絲網和機關槍塔樓的集中營，就是被直接驅趕到毒氣室或射擊隊前面的人，警告我們寬容是有限制的。無可爭議的事實是，希特勒和他的密友（正如列寧和他的那幫革命者）並不隱瞞他們毀滅性的意圖——限制大多數人的自由，他們也毫不隱瞞狂熱的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來達到目的。如果他們從沒遇到過不可饒恕的冷漠、猶豫和軟弱，他們本來也許會有所克制。寬容絕不意味著寬容那些不能寬容的事情，絕不意味著寬容那些要限制他人自由甚至生命權力的人，儘管這可以被證明是出於最崇高的目的。
我知道實質上這都是些簡單的原理，但這些年來，我常常看到，正是這些不言自明的道理是最難維持的。一次又一次，我們無能為力地看著大眾朝著有某個新變種的狂熱為他們準備的命運前進，對這種新狂熱，大部份是出於自私的理由，我們準備容忍，或至少公開宣稱我們無力做出任何行動。一次又一次，我們本來可以不用流多少血就可以制止住暴力，但我們錯過了機會。經驗告訴我，如果我們不從災難中吸取教訓，如果我們不接受這些簡單的原理，那麼我們本可以為決定人類命運而做出行動的機會將從我們身邊擦肩而過。
（《布拉格精神》，伊凡·克裡瑪（Ivan Klíma） 著，景黎明 / 景凯旋 译，時報文化，2003年）
亲爱的爸爸、亲爱的普泽克（Puzuk）、亲爱的克维塔（Květa）：
我再次羁留在鲁兹伊内（Ruzyně）监狱，从这里问候你们。别为我担心，我不会就此失踪。我不知道奥尔加（Olga）在什么地方，赫拉德切克（Hràdecek）农庄的邮件有什么安排，所以我把这封信写给奥尔加的信寄给你们代转。
瓦（V.）
（《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加》，哈维尔著，张勇进 / 王一梁 等译，倾向出版社，2004年）
“这就是圣诞节的辩证法。圣诞节曾给了西方音乐和绘画最伟大的作品以启发，也没有人能否认圣诞节表达了苦难中的人们最深切的渴望——渴望和平、幸福、精美的食物、社会平等和物品的自由索取。但是，这些释放的情感必须受到社会仪式的控制，就和史前时代一样。而仪式的作用就是提供一种控制人类情感的方式，使之不至于破坏它们所反抗的社会结构。
“圣诞节的解放就受到了表达方式制度化的控制。人们本应该自己来选择何时发泄他们的情感、赠送礼物和互相爱护；但圣诞节却规定并仪式化了这一切。你必须在一年当中的特定日子里庆祝这一切，从而阻止你在其他时间来表达它们。以这种方式表达的自由，其实是不自由的表达。圣诞节的幸福掩盖了社会的不幸。
“这就是圣诞节意义的辩证法。对幸福的渴求用仪式来引导，用来为制造痛苦的工具辩护，而意识形态控制下的神话符号也被用来悄悄淹没圣诞节的批判的和解放的内容。要打破幸福的制度化，就要把人从神话中解放出来，从用上帝和慈善来替代自我拯救的需求中解放出来，然后把人的希望重新定位到自觉的历史性的行动上去。在圣诞节看似无害的外壳下，同时包含着压抑、解放和革命的渴望。清教徒取缔了它，古巴人推迟了它，我们可以超越它。而这就需要把革命的潜能从后资本主义的形式中释放出来。同时，我们理所当然也可以享受它。”
——弗雷德·韩礼德，《黑侏儒》1968年12月
（《1968年：反叛的年代》，塔里克·阿里 / 苏珊·沃特金斯著，范昌龙 / 李宏 / 王彦兴 / 李尚杰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
⋯⋯伦罗特最后一次考虑对称和定期死亡的问题。
“你的迷宫多出三条线，”他最后说。“我知道一种希腊迷宫只有一条直线。在那条线上多少哲学家迷失了方向，一个简单的侦探当然也会迷失方向。夏拉赫，下次你变花样追踪我时，不妨先在甲地假造（或者犯下）一件罪案，然后在离甲地八公里的乙地干第二件，接着在离甲乙二地各四公里，也就是两地中间的丙地干第三件。然后在离甲丙二地各二公里，也就是那两地中间的丁地等着我，正如你现在要在特里斯勒罗伊别墅杀我一样。”
“下次我再杀你时，”夏拉赫说，“我给你安排那种迷宫，那种只有一条线的、无形的、永不停顿的迷宫。”
他倒退了几步，接着，非常小心地瞄准，扣下扳机。
（《虚构集》，豪·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著，王永年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08年）
朕钦奉隆裕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国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定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于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各将亦主张于 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亦何忍侈帝位一姓之尊荣，拂亿兆国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省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归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涉古圣天下为公之意。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陈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组织临时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 法，务使人民安堵，海内宁安，听我国民合汉、满、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组织民主立宪政治。予与皇帝得以退处优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邦治 之告成，岂不懿哉。钦此。
（《张謇存稿》，张謇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