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著某種距離，我逐漸得出結論，任何種類的狂熱都是暴力和恐怖的心理前提，一種先兆，世界上沒有任何思想好得足以證明去實現一個狂熱的企圖是正當的。在我們的時代，拯救世界的唯一希望是寬容。另一方面，那些無助的、絕望的人群，不是被「僅僅」驅趕進圍繞著鐵絲網和機關槍塔樓的集中營，就是被直接驅趕到毒氣室或射擊隊前面的人，警告我們寬容是有限制的。無可爭議的事實是，希特勒和他的密友（正如列寧和他的那幫革命者）並不隱瞞他們毀滅性的意圖——限制大多數人的自由，他們也毫不隱瞞狂熱的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來達到目的。如果他們從沒遇到過不可饒恕的冷漠、猶豫和軟弱，他們本來也許會有所克制。寬容絕不意味著寬容那些不能寬容的事情，絕不意味著寬容那些要限制他人自由甚至生命權力的人，儘管這可以被證明是出於最崇高的目的。

我知道實質上這都是些簡單的原理，但這些年來，我常常看到，正是這些不言自明的道理是最難維持的。一次又一次，我們無能為力地看著大眾朝著有某個新變種的狂熱為他們準備的命運前進，對這種新狂熱，大部份是出於自私的理由，我們準備容忍，或至少公開宣稱我們無力做出任何行動。一次又一次，我們本來可以不用流多少血就可以制止住暴力，但我們錯過了機會。經驗告訴我，如果我們不從災難中吸取教訓，如果我們不接受這些簡單的原理，那麼我們本可以為決定人類命運而做出行動的機會將從我們身邊擦肩而過。

（《布拉格精神》，伊凡·克裡瑪（Ivan Klíma） 著，景黎明 / 景凯旋 译，時報文化，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