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他来说文学是神圣的、纯粹的、不可侵犯的、完美无缺的又伟大崇高的。”  ——朵拉·迪亚曼特（Dora Diamant）

1923年卡夫卡在波罗海边的厨房里遇到朵拉。他没有再返回布拉格，而是随着朵拉去了柏林，在她的陪伴下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1个月。

到了1924年的春天，卡夫卡的病情出现了短暂的好转。一天两人在柏林维茨尔街的一家书店里发现了那本《马戛尔尼勋爵的报告》——依据海伦·罗宾斯1908年发现的手稿整理出版。“修建过长城”的卡夫卡买下了这本书。在他的病情再一次恶化之前，他读了这本书，还为朵拉朗读了其中一部分。

朵拉后来曾透露，那段日子里卡夫卡写了一个故事，讲述一对传教士父子如何陷入中国皇帝制造重复和停滞。但除了朵拉再没人读过这个故事，显然它已经消失在卡夫卡的壁炉里了。

马科斯部分证实了朵拉的说法，他说卡夫卡那段时间本想写完《城堡》的最后一章——K因心力憔悴而死，并在死前获得了在村庄居住的权利。但卡夫卡在临终的病床上对挚友谈起，马戛尔尼的报告改变了他的想法，也许故事应该永远继续下去。马科斯说，这可能导致了卡夫卡没有完成那个故事——他来不及修改结局，所以干脆不让故事终结。

以上的很多都不是真的。不过卡夫卡的《城堡》确实存在，人们也一直在试着解读这座《城堡》。到底是个人与国家的对抗，是犹太人无家可归的写照，还是现代人作为“局外人”的不可摆脱的命运？

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综合了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报告和回忆录，附以朝廷的官方文书作为补充，藉此从18-19世纪的英国使团角度透视晚清中国。我断断续续话了三个月才读完这本书，本以为可以收获某些意想不到的有趣观点，可惜最终我只收到意想不到的枯燥，这种枯燥来源伴随马戛尔尼使团行程之中的巨大的无力感。

马戛尔尼的使团带着“商贸谈判”、“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目的前来。其时恰逢乾隆皇帝的寿辰，于是使团携带了工业革命最先进的制品（热气球、弹簧减震的马车）作为礼物。他们期望被这些礼物“震惊”的中国可以开放大门，进而转化为开放市场。他们没有料到的是“震惊”、“惊讶”甚至对夷人的事物表现出“兴趣”，在这个古老帝国的横贯几千年的价值体系中是不被允许的。

剩下的自然是那些理所当然的程序，天朝与外藩礼仪的冲突、朝贡与平等国家的矛盾。既然惊讶了欧洲人自己的科学成就甚至不能让中国人表现出冷漠和嘲笑以外的情感，奢谈“贸易”、“外交”只能是空中的楼阁。马戛尔尼的日记里自我催眠一般把朝廷表现出的每一点善意都幻想成对未来可能性的某种预示，殊不知朝廷官方的来往文书就把所有这一切归结为四个字——“怀柔远人”。

在读这本书后半部分时，我不断想起《城堡》：马戛尔尼是土地测量员，乾隆是西西伯爵，城堡办公厅主任和珅，徵瑞、松筠、长麟是巴纳巴斯的不同侧面，就连K那两个奇怪的助手都能和王和乔两个人对应到一起。而这本书就是在描写来自另一个文明的土地测量员企图进入中国这座城堡时所遭遇的“卡夫卡式荒诞”。

而当这本书中的文明撞击也被接纳入卡夫卡的城堡，我也开始相信《城堡》作为一个多重诠释的范本，卡夫卡在其中抓住柏拉图称为理念的那个东西，卡夫卡抓住了“冲突”以及由冲突导致的“荒谬”的理念，然后他用一个人和一座城堡将这个理念投射到一个故事中。这不是类似存在主义者所做的那种将某种哲学观点利用文学去表述，而是对一个不可言说的复杂理念的最精致的表述方式。所以你不能再用一个更简单的概念去规约这部作品，因为无论你把它解释为“局外人”、“父子冲突”或者“犹太人的处境”，你都等于把这一理念分有到一个具体的事物上。

你也因此发现，欧洲和晚清之间发生的一切，只是人和荒谬之间关系的反映。就像人们在面对荒谬时，先是试图把荒谬“常规化”——把荒谬解释为常规事务的不同表现；而当他们不能解释荒谬时，就开始把荒谬神化，认为那是神圣的、不可理解的——那正式伏尔泰、卢梭做的；最后当人们足够强大，强大到厌倦神圣的时候，他们就着手消灭荒谬。

于是，就这样，当我们扔掉《城堡》，贬斥其故弄玄虚、不知所云的时候，欧洲人打破了天朝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