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与神性

“名为神祗的生物执着红色闪电,
愤怒和恐惧占据了墨诺提俄斯的心。”
—— Titanomachy

当我试着为罗夏(Rorschach)寻找一个神话原型时,我发现了墨诺提俄斯(Menoitios)——愤怒和狂妄的提坦。墨诺提俄斯那暴力的神性最好地映射了罗夏,甚至连粉碎于宙斯闪电的死亡也和罗夏如此切合。

在《Watchmen》的第6话中,Malcolm博士的访谈展示了罗夏神性的由来,那可以追溯到罗夏真实身份科瓦奇(Kovacs)的童年经历。科瓦奇的母亲是一名妓女。作为私生子,科瓦奇眼中的父亲形象由众多嫖客拼凑而成。因此科瓦奇一生都在试图从模糊的形象中辨识“父亲”。墨迹测试同时指出,童年科瓦奇曾因打扰母亲的“生意”而遭到虐待。虐待行为至少在两方面影响了科瓦奇的心灵:首先是偶然窥视到的性行为以及嫖客发现科瓦奇后粗鲁地离去,诱发了科瓦奇强烈的“弑父娶母”欲望;另一方面,母亲的虐待行为作为一个镜像,将暴力倾向根植入童年科瓦奇的心灵。

于是,当10岁面对街头混混对其母的言语侮辱时,科瓦奇第一次将侵犯者辨识为“父亲”,对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构成了未来罗夏的基本行为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虐待行为的施加者,科瓦奇的生母部分程度上也是科瓦奇的“父亲”。在第一次暴力行为之后,科瓦奇被带离其母,送入收养院。这期间,科瓦奇没有表现出对母亲的丝毫依恋。整个过程中“母亲”已经从科瓦奇生母中脱离,生母反而成为被科瓦奇摆脱的“父亲”——俄狄浦斯的欲望以这样一种巧妙的方式得到满足。

不过科瓦奇仍然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作为“母亲”形象的载体。当离开收养院开始从事处理女性衣物工作后,科瓦奇偶然发现了某(几?)位可以成为“母亲”的女性。于是科瓦奇对“母亲”的需要转化为秘密收藏作为“母亲”女性衣物的行为。不幸的是,科瓦奇收藏衣物的主人在两年之后遭到强奸并被杀害——过程中至少40名邻居听到呼救,但没人报警或采取任何行动。残酷的事实极大刺激了科瓦奇,并再一次激发了其“弑父娶母”的欲望。这一次,由于缺少明确的施害者,科瓦奇将“社会犯罪”这一广义概念辨识为“父亲”。将暴力指向罪犯的同时,通过佩戴受害女性的衣物制成面具,科瓦奇将“母亲”内化到其人格中,以此方式实现“娶母”的欲望。蒙面义警罗夏藉此诞生了。

科瓦奇成为罗夏后,社会犯罪作为“父亲”,而蒙面义警的身份作为“母亲”,于是任何社会犯罪都会被认为是“父亲对母亲的侵犯”,必须使用暴力的手段加以惩戒,惩戒的成功既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又一次满足。值得注意的是,当罗夏这样具有严重暴力倾向的人成为蒙面义警,暴力行为就开始对罗夏的超我产生巨大的重塑作用。因为当超我无法压制本我的暴力欲望时,“惩恶扬善”无疑是用来平衡认知失调的最佳借口。结果随着罗夏不断的暴力行为,其超我对本我的容忍越来越高,相反对罪恶的容忍越来越低。这一过程的持续导致罗夏的超我在某种契机下化身为“道德完人”。

这一契机就是75年的绑架事件。事件的残酷性超出想象——特别受害人又是女性,导致罗夏本我暴力行为质变——第一次杀死罪犯并且是活活烧死这种方式实现。

“透过人体脂肪燃烧的烟雾窥视天空,
上帝不在那里。
只有冰冷的、永恒的黑暗,
我们如此孤独。”

在罗夏看来,那一刻本我消灭的超我,超我(上帝)从罗夏的世界中隐退了,本我的暴力欲望不再受到任何节制。然而事实上,超我没有消失,只是再一次被极端的暴力扭曲了。罗夏的超我化身为善恶分明的道德完人,其对自身暴力行为的“超容忍”,意味着对其他一切犯罪行为的“零容忍”。从此,罗夏开始了不受任何约束、不接受任何妥协的“英雄”生涯,同时也走向了自己的终结。

在《Watchmen》的结尾,维特(Veidt)将一个极吊诡的道德难题抛给所有人:

选项A:真相。1500万人无意义的牺牲。核战。
选项B:谎言。和平。

面对这个难题,所有人——包括《Watchmen》中的宙斯曼哈顿博士(Dr. Manhattan)——都选择了向谎言妥协换取和平。然而对罗夏那个历经扭曲具备道德洁癖的超我而言,维特必须遭到惩罚。另一方面,这种惩罚所蕴涵的毁灭世界的暴力,无疑深刻地诱惑着罗夏。于是,当罗夏说着“Never compromise”迈出维特的城堡时,其本我的暴力欲望又一次超越了界限。

随之而来的,罗夏的超我升华了。其超越了一般“道德完人”的界限。暴力中孕育出了“至善”。墨诺提俄斯的神性降临到罗夏。

接下来就是墨诺提俄斯面对宙斯的时刻。

电影和原著漫画不同,在罗夏面对曼哈顿博士时,加入了一段额外的对话。

Rorschach: “Suddenly you discover humanity? Convenient. If you’d cared from the start,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罗夏:你忽然又理解了人性?说变就变。如果你一开始就在乎,这一切根本不会发生。)
Dr. Manhattan: “I can change almost anything… But I can’t change human nature.”
(曼哈顿博士:我几乎能改变所有事…… 但是我不能改变人性。)

这是蛇足的。额外的争辩贬低了罗夏。在漫画中,罗夏和曼哈顿博士的对话极为简单。因为,加上维特,《Watchmen》这三个人物都超越了一般人类的感情,获得了某种层面的神性——罗夏从恶中获得了至善;维特从善中获得了至恶;曼哈顿从神力中获得了虚无。但无论价值观的差异,这三人的地位是绝对平等的,绝不会出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抱怨。

最后,罗夏摘下了面具。因为神性的超我不再需要俄狄浦斯情结作为其行动的内在逻辑,其只依赖于绝对的正义。另一方面,这也是作者有意无意地将罗夏面具背后,科瓦奇本我那懦弱、丑陋的面孔呈现给读者。告诉我们,当执着于暴力的本我因面对死亡而恐惧退缩时,他已经无法压制至善的、直面死亡的超我。

“Do it!”

从这个角度上看,罗夏是《Watchmen》中最具一般意义的英雄。

大门口的K

“对于他来说文学是神圣的、纯粹的、不可侵犯的、完美无缺的又伟大崇高的。”  ——朵拉·迪亚曼特(Dora Diamant)

1923年卡夫卡在波罗海边的厨房里遇到朵拉。他没有再返回布拉格,而是随着朵拉去了柏林,在她的陪伴下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1个月。

到了1924年的春天,卡夫卡的病情出现了短暂的好转。一天两人在柏林维茨尔街的一家书店里发现了那本《马戛尔尼勋爵的报告》——依据海伦·罗宾斯1908年发现的手稿整理出版。“修建过长城”的卡夫卡买下了这本书。在他的病情再一次恶化之前,他读了这本书,还为朵拉朗读了其中一部分。

朵拉后来曾透露,那段日子里卡夫卡写了一个故事,讲述一对传教士父子如何陷入中国皇帝制造重复和停滞。但除了朵拉再没人读过这个故事,显然它已经消失在卡夫卡的壁炉里了。

马科斯部分证实了朵拉的说法,他说卡夫卡那段时间本想写完《城堡》的最后一章——K因心力憔悴而死,并在死前获得了在村庄居住的权利。但卡夫卡在临终的病床上对挚友谈起,马戛尔尼的报告改变了他的想法,也许故事应该永远继续下去。马科斯说,这可能导致了卡夫卡没有完成那个故事——他来不及修改结局,所以干脆不让故事终结。

以上的很多都不是真的。不过卡夫卡的《城堡》确实存在,人们也一直在试着解读这座《城堡》。到底是个人与国家的对抗,是犹太人无家可归的写照,还是现代人作为“局外人”的不可摆脱的命运?

佩雷菲特的《停滞的帝国》综合了马戛尔尼使团成员的报告和回忆录,附以朝廷的官方文书作为补充,藉此从18-19世纪的英国使团角度透视晚清中国。我断断续续话了三个月才读完这本书,本以为可以收获某些意想不到的有趣观点,可惜最终我只收到意想不到的枯燥,这种枯燥来源伴随马戛尔尼使团行程之中的巨大的无力感。

马戛尔尼的使团带着“商贸谈判”、“打开中国市场大门”的目的前来。其时恰逢乾隆皇帝的寿辰,于是使团携带了工业革命最先进的制品(热气球、弹簧减震的马车)作为礼物。他们期望被这些礼物“震惊”的中国可以开放大门,进而转化为开放市场。他们没有料到的是“震惊”、“惊讶”甚至对夷人的事物表现出“兴趣”,在这个古老帝国的横贯几千年的价值体系中是不被允许的。

剩下的自然是那些理所当然的程序,天朝与外藩礼仪的冲突、朝贡与平等国家的矛盾。既然惊讶了欧洲人自己的科学成就甚至不能让中国人表现出冷漠和嘲笑以外的情感,奢谈“贸易”、“外交”只能是空中的楼阁。马戛尔尼的日记里自我催眠一般把朝廷表现出的每一点善意都幻想成对未来可能性的某种预示,殊不知朝廷官方的来往文书就把所有这一切归结为四个字——“怀柔远人”。

在读这本书后半部分时,我不断想起《城堡》:马戛尔尼是土地测量员,乾隆是西西伯爵,城堡办公厅主任和珅,徵瑞、松筠、长麟是巴纳巴斯的不同侧面,就连K那两个奇怪的助手都能和王和乔两个人对应到一起。而这本书就是在描写来自另一个文明的土地测量员企图进入中国这座城堡时所遭遇的“卡夫卡式荒诞”。

而当这本书中的文明撞击也被接纳入卡夫卡的城堡,我也开始相信《城堡》作为一个多重诠释的范本,卡夫卡在其中抓住柏拉图称为理念的那个东西,卡夫卡抓住了“冲突”以及由冲突导致的“荒谬”的理念,然后他用一个人和一座城堡将这个理念投射到一个故事中。这不是类似存在主义者所做的那种将某种哲学观点利用文学去表述,而是对一个不可言说的复杂理念的最精致的表述方式。所以你不能再用一个更简单的概念去规约这部作品,因为无论你把它解释为“局外人”、“父子冲突”或者“犹太人的处境”,你都等于把这一理念分有到一个具体的事物上。

你也因此发现,欧洲和晚清之间发生的一切,只是人和荒谬之间关系的反映。就像人们在面对荒谬时,先是试图把荒谬“常规化”——把荒谬解释为常规事务的不同表现;而当他们不能解释荒谬时,就开始把荒谬神化,认为那是神圣的、不可理解的——那正式伏尔泰、卢梭做的;最后当人们足够强大,强大到厌倦神圣的时候,他们就着手消灭荒谬。

于是,就这样,当我们扔掉《城堡》,贬斥其故弄玄虚、不知所云的时候,欧洲人打破了天朝的大门。

蒼井そら为什么重要

“你工作上的同事,你原来在工作之中只认识他工作这一面,但是你上他Facebook,你发现他原来喜欢狗,你发现他还喜欢养花,你发现他很讨厌苍井空,我怎么老说苍井空呢……” —— “开卷八分钟”,梁文道

你看,忽然那么一天,到处都开始讲苍井空。仿佛人人都怕落了后,忙不迭地把“苍老师”挂到嘴边,夹带“苍老师”的段子也随着横飞。结果先有百万的微博关注,接着便是国内外媒体的报道,最后连那一帮“现象家”们都开始分析起“苍井空现象”了。

这时候,你,对,就是你——一位读纯文学、看艺术电影、听古典、登山徒步、玩单反、品红酒、熟读弗洛伊德荣格拉康,特立独行、卓尔不群、品位出众、散发浑然天成气质的非凡人物——当有人开始当着你的面,大谈“苍老师”、“空姐”时,你该怎么办?

什么?你说你打算随声附和,平易近人地讲几个不知从哪看到的“苍老师”的段子,或者干脆放下身段提提你更耳熟能详的兰兰?我的天哪!我看你还不如给大家讲讲你那个装满低质量rm的隐藏文件夹,直接把自己变成大家茶余饭后的笑料算了。

不要犯上面那种错误。记住,你是有品味的高雅人士,放弃任何彰显自己个性的机会都可能使你丧失社交圈核心的地位——试想一下,以后每一次话题引向苍老师时,你的隐藏文件夹都会被重新提及,多么可怕!

卓尔不群的你不可能喜欢已经泛滥的苍井空。事实上,当有人斗胆在你面前提起“德艺双馨的苍老师”,你通常会不动神色地听完,然后露出你那招牌式的略带鄙夷的微笑,“你指的是蒼井そら(不要用苍井空,而用日文发音Aoi Sora)?(此处轻笑两声)什么时候这位一年6片、演艺界吃不开反倒靠发片维持关注度的大bei儿头也算德艺双馨了?”接下来是斩钉截铁的语气,“蒼井そら的态度决定她的演技从06年开始就不再进步了。”如果此时还有人不识时务地开腔,你只消说,“去看她最新的soe523!”对方显然已经被你震住了,这时你再带点说教口气地补充,“拍这个系列的都是S1的当家花旦,你可以对比一下Akiho的286以及Yuma的386。”

就这样,对方恍惚间幻听486和586时,你已经完全掌握了话题的主动。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为了继续表现你出众的品味,你还应该参考以下建议:

首先,你不喜欢任何一个人人皆知的现役大牌。当有人提起她们时,你要趁势无情地奚落。这包括但不限于:蒼井そら、吉沢明歩(你欣赏她的敬业态度,但追求完美的你不接受任何填充物)、Rio(你对柚木 ティナ表示一定程度的认可,但看看Rio的锥子脸)、松島かえで(她冷淡的表演对注重演技的你毫无吸引力,你还可以从容不迫地点评她复出后惨淡的皮肤状况,如果有人赞美她的身材,你就不失时机地指出其实她只有5尺3)、西野翔(指出她的早稻田出身是中文世界一些毫无根据的以讹传讹,事实上她的出身和身材一样单薄)、麻美ゆま(你不喜欢她老气的长相,毫不留情地嘲笑她的斗鸡眼)…… 除此之外,你也不喜欢任何传说中隐退的人物,那是一份很长的列表,但你只需遗憾地指出她们“太多借位演出”,就轻易将其逐出讨论范围。

褒扬一些2008年前后出道的中生代相对安全,比如“初音みのり在soe289和363中重新定义了激情演出”、“冬月かえで矫正过牙齿后容貌无懈可击,而pdg438简直是演技弥补身材劣势的典范”。需要注意的是,有时候你提及的人刚巧被旁人所知,那你就要果断地痛下杀手:“我刚才指的是h.m.p的明日花キララ,她移籍prestige后的片子惨不忍睹”。考虑上面这一情况,提及一些年代久远并且演出不久即隐退的无名之辈往往更加可靠,“是芹沢遥奠定了digital channel早期的风格”——你通常不必为此类的胡说八道担心。

虽然这个领域中女性才是焦点。不过一些针对男士的发言更容易让人“察觉”你的渊博,“论相貌南佳也的确出众,但是清水健更能激发对方的潜能”,“即使不像周杰伦,东尼大木也有其引人瞩目之处”。

煞有介事地使用影片编号而不是冗长的片名:“对比hodv20574和575,你该发现同时期的雨音レイラ更为出色”,没人知道你在说什么,不过这不妨碍他们觉得你“真的懂”。另外,按系列讨论片子,这好比从影片序列的角度分析电影,可以增加你的专业感,“09年1月开始digital channel系列停摆了近6个月,此后的supd060较之前作风格全然不同”。联系不同片商的同风格作品则更好,“对比iptd625、646和pdg438,无疑premium更好地抓住了S1的精髓”。

讨论作品而不是片商,因为后者争论和不确定的地方太多,加之人员流动大,错误观点、过时信息都容易脱口而出。如果必须讨论,你厌恶巨无霸北都和SOD,更喜欢规模小独立性强的JHV和prestige。

不谈论步兵,用你的招牌微笑招呼所有和你讨论步兵的人。万不得已,和他们谈sky angel或者步兵厂牌的海外注册地,以此表明你不是不懂只是不屑。

关注剑大的博客,以免错过やまぐちりこ这类大事件,但如果被问及是否关注该博客,则要做出很少看并对一剑和夜影(此处不可用敬称)的品味不苟同的样子。

以上,你已经可以击败大部分的“中低端玩家”。

最后,万一你碰到了真正的高手,请记住一定避免和他谈论任何实质性的话题。目前可信赖的救命三招是:首先和他聊聊阅片无数导致的冷淡(虽然你可能毫无障碍,但不排除他对此感同身受);接着和他谈当下的“苍老师”热,缅怀过去为看片而看片的纯洁时光 (他大概和你一起唏嘘不已);最后,分析人们争相谈论“蒼井そら”的心理动机和社会背景,指明这种以“蒼井そら”为标签武装自己的行为,源于集体无意识对官方“高雅”的反抗,再将这一行为与以“阿伦特”为标签对抗“极权”的行为相联系,笑谈自己正在写一篇名为《蒼井そら为什么重要》的文章,藉此把整个话题导向人文社科领域。

而那儿不正是你最手到擒来的阵地嘛?

叫魂的幽灵

叫魂妖术:术士们从受害者(多为妇女儿童)的发辫末端剪去一绺,再作法于这些毛发,便可使受害人发病死去。

一、 1768

“1768年,中国悲剧性近代的前夜。…… 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

1768年(乾隆三十三年)8月,36岁乞丐张四携其11岁的儿子秋儿到达宿州。此时张四还无法预见正波及全国的“叫魂案”即将给他带来的厄运。12日,父子二人来到宿州赵家楼。他们与另两名乞丐一同在庄首赵某的门前卖唱乞食。赵某的吝啬引发乞丐们的愤怒和辱骂。本就对这几个外乡人有所怀疑的赵某警告他们,“近日这里有剪辫(叫魂)犯,你们最好快滚。” 张四气不过又骂了一回,这才离去。没行出多远,赵家的雇工便将四人抓回,私刑打成重伤。赵某又将一绺头发混入张四等人的随身物品,接着便向县府告发了这些“叫魂犯”。

其时,全国的官僚机构正为乾隆的盛怒所驱动,焦头烂额地搜寻叫魂案的主犯——其中一名正是活动在距赵家楼三四百里苏北地区的张四儒。官府很快注意到了这一案情“重大突破”——张四必然是张四儒的化名。地方官府获得张四口供的过程未被史书记载。无论如何,对剪辫叫魂一事“供认不讳”的张四父子随后被解往北京由军机大臣亲自审问。10月11日,到达北京的张四已经奄奄一息。但他在随后的审讯中当堂翻供。军机大臣将供出张四儒的案犯靳贯子带来对质。靳贯子却忽然改称张四儒的名字系属他遭遇逼供时捏造的。军机大臣为这混乱供词所困扰,只得命令各省进一步的调查并等待结果。

然而死神从不等待。10月25日,张四死于狱中。11月1日,乾隆降旨停止了对叫魂案的清缴——因为不断的证据证明叫魂事件始于一些荒谬的谣言。

以上是孔飞力教授的著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的故事。这部著作中,张四的遭遇并非个案。而除却这些有名有姓的“重犯”,书中还不断出现类似“被愤怒的乡众殴毙”的字句。

在全书的第九章,孔飞力教授通过叫魂这一全国性运动对清朝皇帝与官僚机构之间的协作制衡进行了精妙地解剖与构建。然而我注意到在对本书的诸多评论中最常被引用的是结尾的第十章中对于普通民众为何投身于叫魂事件的分析——通过指控叫魂犯,指控者可以获得某种权力的幻觉: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我们在这里所瞥见的,是否是一个已被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社会道德堕落所困扰的社会所遭遇到的一种道德报应?在这样一个倍受困扰的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够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身的境遇产生了怀疑。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加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一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的一种潜在的权力补偿。……人们可以通过指控某人为叫魂者、或以提出这种指控相威胁而得到这一权力。施行妖术和提出妖术指控所折射反映出来的是人们的无权无势状态。对一些无权无势的普通民众来说,弘历的清剿给他们带来了慷慨的机会。”

二、 1966

“我们不能预见未来。然而,构成未来的种种条件就存在于我们周围。”

孔飞力教授在全书的结尾,为中国的士大夫精神奏起某种挽歌:

“但在某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显然仍可能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就不能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为某一特殊政权服务的臣仆。这样的自信,只会存在于那些相信自己是文化传统当仁不让的继承者的人们身上。在中国帝制后期的政治生活中,即使在最高的行政层次,具有这种胆识的人士已属凤毛麟角。一个半世纪后,当帝制垮台而滋养这种精英自信的社会和文化制度也随之崩溃以后,这样的胆识也就变得更为稀缺了。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但不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特性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

“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

我相信全书以这样的方式结尾,其矛头直指1966年的“全民狂欢”。然而200年后的浩劫较之前身仅仅区别于中国失去了士大夫精神这个锚碇?

200年后的最高领袖拥有帝国皇帝无法想象的能力。和后来者相比,乾隆就像被囚禁在官僚系统的罗网中——任何皇帝的圣意都需要通过官僚系统转达到民间,而民间信息的收集汇总也为官僚系统所控制。这种缓冲使官僚机构有机会将事态导向自身集团希望的方向。纵然乾隆拥有秘密的信息来源,但这与200年后被科技武装的宣传机构无法相提并论。

宣传的力量使最高领袖的旨意可以在一夜之间抵达民间每个角落,而且旨意必然原封不动,丝毫不为官僚机构所过滤或者歪曲。最极端的情况下,在官僚集团了解领袖意图之前,旨意已经抵达民间。这彻底打破了孔飞力教授所论述的“官僚君主制”中游戏双方的力量对比。

于是乌合之众发现领袖亲自“丢弃在街头的武器”,官僚系统不能进行有效的阻拦。同时,同样是乾隆无法想象的场面,百万狂热的民众可以在几天时间内涌向皇宫,聚集到领袖面前。面对这样的觐见,谁又能不陶醉于自身的力量?正向反馈的机制中官僚系统被挤压地无处容身。无论是否存在古老中国的士大夫精神,所有逆潮流而动的人都将被粉身碎骨。

当乌合之众的躁动和领袖的狂热引燃吞没一切的火焰时,那一点点人性的光辉如此黯淡。

三、 2011

“任何人——无论贵贱——都可以指称别人为叫魂犯。其实,把僧人和乞丐当作替罪羊是朝廷和民间的某种共谋。”

优秀的历史书写既是对过去的解读,又是对未来的精妙预言。

RT @色色猴奔走相告:丢失的陕西孩子找到了!前方的志愿者传来好消息!经过网友@今年2011 在珠海随手拍的一张照片,@到 @随手拍照解救乞讨儿童,经过转发,引起了孩子母亲@佳县明明 的注意,确认就是他的孩子。昨晚上21点,志愿者@GJ的微博 会同当地志愿者,星夜赶到珠海,今11点左右,孩子找到了。现等孩子母亲 (2011年2月7日)
RT @GJ的微博经过珠海市公安局司法鉴定中心DNA检验:2月7日晚一网民在珠海市景山公园门前所拍摄一男童乞讨照片中的男童,与该照片中其身后成年男子之间具有父子遗传关系;目前,该男童母亲亦已找到,两者是否具有母子遗传关系,仍在进一步检验中。(2011年2月8日)

当所有最高意志都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叫魂这个幽灵却从未离开这片土地。当民众不再对宣传机构保有任何信任,互联网却又赋予了一般人前所未见的机会。微博模拟了“口口相传”的渠道,但降低了信息传递的成本,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于是不需要完整的证据、细致的调查,当一些精致的似是而非以及煽动的叙述进入传播渠道后,民众便又会开始新一轮对“叫魂”的清缴。

这里有着同样的随取随用的武器,并且更先进地贴上“道德”、“正义”、“公民行动”的标签。于是狂热分子可以肆无忌惮地开火,而后又不必背负任何良心上的谴责,甚至还能获得惩恶扬善的快感——这也是如今这个社会中稀缺。有意无意间,这些武器像200多年前一样,依然以保护孩子的名义指向这个社会最边缘的群体。

RT @mozhixu我儿子跟你儿子长得像,加上我是穷人,所以你们就可以要求我们一家三口做DNA测试,而不需要任何法定程序,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是自由和法治的国家,赞同这么做的人也不会是权利的拥护者

孔飞力教授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中国社会几百年来不变的本质。

“‘受困扰社会’的特殊政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在帝制后期的中国,绝大多数人没有接近政治权利的机会,也就不能以此通过各自的利益相较去竞争社会资源。对普通臣民来说,仅仅是组成团体去追求特殊的社会利益便构成了政治上的风险。……对大多数人来说,权力通常只是存在于幻觉之中;或者,当国家清剿异己时,他们便会抓住这偶尔出现的机会攫取这种自由飘浮的社会权力。只有非常的境况才会给无权无势者带来突然的机会,使他们得以改善自己的状况或打击自己的敌人。即使今天,让普通民众享有权力仍是一个还未实现的许诺。毫不奇怪,冤冤相报(这是‘受困扰社会’中最为普遍的社会进攻方式)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

我们就置身于这样一个受困扰的社会中——愤怒而无权的人聚集在一起。今天,新的传播媒介又太容易煽动“叫魂恐慌”。

一夜之间我们可能不是成为“指控者”,就是沦为“剪辫犯”。

也许没有人能逃脱这一宿命。

特斯塔宇宙与黑暗森林

技术宅吐槽,慎入,防误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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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现在已经被生命改变了多少……大自然真是自然的吗?” —— 《三体III》,刘慈欣

如果去掉那个网络小说般的楔子,《三体III》与《三体II》类似,都在全书开头就给出了“关键提示”。所以当大刘借杨冬之口提出“人工”与“自然”区分的提示后,我自以为知晓了《三体III》的谜底——这个提示明显指向阿尔弗雷德·特斯塔(Alfred Testa)教授确立的宇宙博弈模型(或曰特斯塔宇宙)。毕竟《三体II》已经涉及到宇宙伦理学,因此故事从爱因斯坦宇宙移步到特斯塔宇宙并不困难。

不幸的是,我就此抱着享受特斯塔宇宙盛宴的心态阅读接下来近500页故事。但最终掩卷,我收获的仅仅是更黑暗更宏大的“《三体II》下集”。大刘再一次展示了他“大尺度想象力”的天赋,但故事的核心宇宙观却止步于黑暗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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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彻罗斯特的巨著并非科学假设,而是幻想文学,连作者本人都不相信其现实性。”—— “Die Weltals Spiel und Verschwörung”(宇宙作为游戏和阴谋),Bernard Weydenthal(伯纳德·维登塔尔)

众所周知的原因,宇宙博弈模型在中文世界里少有译介,就我所知中文资料只限于特斯塔教授的诺贝尔奖获奖感言(王之光先生译,收录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作品》)。这篇获奖感言中特斯塔教授没有过多涉及自身的研究,相反其用大量篇幅介绍希腊哲学家阿里斯蒂安·阿彻罗斯特(Aristides Acheropoulos)的工作。

虽然很多物理学家对阿彻罗斯特划时代的著作”The New Cosmogony”(宇宙创始新论)有所诟病,虽然阿氏在33岁写毕《新论》后就沦为一名碌碌无为的大学房管员,但这一切并不能掩盖这位亚里士多德之后最重要的希腊哲学家的光辉。诚如特斯塔教授所言:“(我的)一切归功于阿彻罗斯特”。而普通读者更有理由感谢阿氏,因为不同于形式化的博弈论模型,阿氏的直觉哲思为我们提供一条更便利地了解特斯塔宇宙的途径。

为了理解阿氏的理论,我们需要重新面对费米的问题:如果地外文明存在,宇宙的广袤又注定文明的众多,为什么宇宙如此沉默?在《三体II》中,大刘利用黑暗森林做出回应:因为宇宙是一座黑暗森林,而文明必须藏匿以免被消灭。(无论你是否相信)黑暗森林作为谜底合理地支撑起了《三体II》的整个故事。但与此同时黑暗森林可以作为费米悖论答案的一个假定却被忽略了。这个假定就是“宇宙必须是低技术的”,“低技术”意味着文明对宇宙的改造在宇宙尺度上不可见——智子和水滴符合这个假定。

当故事进入《三体III》,随着二向箔、光速飞船这些大尺度可见高技术的出现,很多人没有注意到的是,宇宙这座黑暗森林被照亮了。这时文明依然可以也必须藏匿,但“二维巨画”、慢雾航迹如何以及出于什么理由被藏匿呢?费米悖论只需换一个提问方式:如果地外文明存在,而宇宙早已战火纷飞,为什么人类长时间的观测却从未发现任何“弹坑”?黑暗森林笼罩不住这样的宇宙。

除却黑暗森林,人们还提出了各式各样针对费米悖论的回应,比如自我毁灭说,比如人择原理。其中很有趣的一种是:人类早已发现了地外文明,只是我们没有感知他们——这一理论认为类星体、脉冲星就是无比强大的宇宙文明活动的表现。但该理论也面临质疑,因为如果人类的科技按目前速率发展,那么最多再过几千年时间,人类就可以进行脉冲星这类“天体工程”。那么,既然宇宙的年龄超过120亿年,第一代文明在哪?他们又在做什么呢?阿氏的论述从此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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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规律。’……‘宇宙规律是最可怕的武器。’”——《三体III》,刘慈欣

在全书的结尾,大刘又一次摸到了特斯塔宇宙的窗户纸。起初读到这里,我以为关天明会以阿氏理论揭示谜底,但他只是这样说:“那些拥有神一般技术力量的参战文明,都毫不犹豫地把宇宙规律作为战争武器。……最常用的是空间维度和光速。”这是一句看上去吓人实则经不起推敲的话。难道拥有人一般技术力量的文明,就不是把宇宙规律作为战争武器吗?你有你的维度和光速,我有我的核弹和火药,这些都是宇宙规律的产物。何况在《三体III》中,几万年历史的人类文明已经发展出了光速飞船,难道100亿年历史以上的初代文明最常使用的武器也是光速嘛?

回到阿氏的理论,阿氏是这样回答费米的,“哪里都找不到他们吗?仅仅是我们没有感知到他们而已,因为他们(的劳动成果)已经无所不在。”

120亿年前,第一批生命种子在第一代恒星上萌动。万世之后,宇宙的原基已经什么也没留下,围绕我们的整个宇宙已经是人工的了——这符合《三体III》开头杨冬的自问自答。但接下来,阿氏指出,期待发现航天器、星际飞船这只是人类头脑的惯性错觉。只有人类这种胚胎阶段文明才使用那些利用现有宇宙规律、物理学法则的工具。高等文明的工具不利用宇宙规律。因为他们的工具就是宇宙规律,他们制造了被人类称为“宇宙规律”或者“物理学”的工具。这样的工具已经发展了100亿年,十分先进,但尚未完工。

阿氏彻底摒弃了“天然”与“人工”的二元对立。阿氏指出所谓“天然”意味着“人工”极限的观念只是错觉,所谓的宇宙规律只对人类这种胚胎文明构成限制。事实上,只要拥有所需的知识,自然的万物都可以替换掉,宇宙规律都可以被修改。而且我们不该问,这样的“人工”是否比之前的“天然”更优越。纯粹的“天然”已不存在,优越由文明的意志决定,符合文明意志则意味着“优越”。阿氏这样描述数学和物理的关系,“理论物理学得知数学的形式体系要么揭示的世界太少,要么一下子说得太多。……数学是宇宙结构的近似值。……但数学与世界的汇合终将实现,只不过不是靠进一步重建数学机器。……法则成‘正果’,不是由于数学的完善,而是由于‘宏观宇宙’的实际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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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主是个数学家。”—— James Hopwood Jeans(詹姆斯·金斯)
“正题——反题——合题。”——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黑格尔)

当阿氏破除了“天然”和“人工”的区分时,这是否意味着宇宙某处存在一位“计算中的上帝”?“数学家上帝”是阿氏想要破除的第二个迷信,他指出这个是人们的“概念惰性”在作怪。

在阿氏之前,人们相信世界服从于下列“断然的逻辑二分法”:宇宙要么被某人(上帝、造物主、绝对意志)创造;要么没有人创造——科学家的立场。但没有理由认为,100亿年前生命萌发之际,就只出现了唯一的文明。因此“中庸之道存兮(Tertium datur)”,阿氏指出实际上现在的宇宙乃是多个文明构成的“造物主群”博弈的产物

阿氏利用琼脂培养基与菌落的互动来说明他的宇宙模型,这很类似《三体III》开篇的电脑模拟实验。不过在阿氏的理论中,环境的改变不只是“广义上”生命的影响,而应该是被不同生命之间博弈的结果所影响。事实上如今人类也在和细菌、植物进行无休止的博弈进而改变地球的生态环境。同理的,创世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场文明间永不停息的宇宙博弈。

此后,阿彻罗斯特逐步展现他哲学家的一面。他提出一个终极问题:“我们是否可以根据目前的状态,推断追溯出博弈的初始条件?”——也即我们可否推导出原初宇宙的状态以及博弈至今的整个过程。于是阿氏在《新论》中给出了(像个哲学家一样)他的三阶段宇宙博弈模型。

首先,阿氏的原生宇宙在物质上是异质的,即原生宇宙中物理学不是处处相同的。这使得文明只能在其中的若干地方萌发,文明间被不适宜生存的异质宇宙隔离。阿氏认为原生宇宙可能具有蜂窝状的结构,在博弈的第一阶段,文明只能在属于自己的“蜂室”中发展。随着文明的进步,当他们获得改变宇宙规律的能力时,他们便开始将相邻的异质宇宙改造为适宜自己生存的形态。这种改造一直持续到不同的文明相遇,博弈的第一阶段到此为止。

在博弈的第二阶段,不同文明的物理学发生碰撞。阿氏的《新论》中描述了异质的物理法则冲突的景象:各式各样的湮灭以及随之释放的巨大能量,其回声至今仍在宇宙中回响——大爆炸的微波背景辐射。这种对抗进行了上亿年。之后各个文明意识到他们在对抗的不是“自然”,而是其他文明,博弈进入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中,文明意识到正面冲突毫无意义,同时沟通又不可能实现——因为不可能将讯号在异质物理学中传递,因此他们不得不团结一致。于是“宏观宇宙中几乎整个心理动物群体都在进行休戚与共而又规范的博弈”。每个文明按照战略性的极大极小定理来操作:“改变现状,以便使共同利益最大化,危害最小化”。其结果是,经历几十亿年的努力,目前的宇宙是同质的,各向同性的。

此处我们回头考察黑暗森林法则,我们应该注意到两者根本上的分歧:黑暗森林法则的第二公理是质量守恒,因此黑暗森林的宇宙伦理学是以物理学为基础的;与之相反,阿氏的理论则指出“宇宙物理学不由宇宙伦理学决定,恰恰相反,宇宙物理学是宇宙伦理学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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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彻底重构玩家们的起始战略是不可能的;……我们的追溯无法逾越第一个临界点。结果我们对产生博弈的原生宇宙就无法确切了解”—— “From the Einsteinian to the Testan Universe“(从爱因斯坦宇宙到特斯塔宇宙),Alfred Testa(阿尔弗雷德·特斯塔)

阿彻罗斯特的思想实验将人类对宇宙起源的认知推进到前所未有的境界,但另一方面他的思考存在很大的瑕疵。对于阿氏宇宙模型最大的诟病在于:假设不相容物理学产生文明不具备相同的逻辑,那么他们就无法形成相同的战略进而博弈出同质的宇宙——其结果也许正是黑暗森林。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阿氏《新论》的一半以上篇幅都在解释为何不同物理学的文明也拥有并且必然拥有相同的逻辑。遗憾的是,这部分内容不仅晦涩也难以让人信服——批评者认为希腊人试图写一部《宇宙理性批判》,这种努力注定徒劳无功。

以特斯塔为首的物理学家继承了阿彻罗斯特的工作,后继者认同博弈宇宙学的目的在于重建文明之间的博弈模型,但他们指出这种模型的建立不是通过哲学思考,而应该通过观测数据和数学推导获得。也因此博弈模型的建立不会一蹴而就,只能缓慢小步地向前追溯。事实上包括特斯塔本人在内的很多物理学家对于我们能否推知原生宇宙的状态持悲观的态度。

不论如何,目前物理学家的工作获得了很多有趣的结论,比如为何物理学是“层次”的?通俗的语言来讲,层次的物理学使得微观物理学的改变(例如原子不再具有量子属性)不影响宏观物理学(力学不受影响)。这使不同文明在高层次达成物理学的妥协时,在低层次可以保持一些有些的“主权”。另一方面层次物理学也减少了不同物理学冲突并导致激变的可能以及影响。与之类似的,利用膨胀的宇宙分隔层出不穷的新兴文明,利用光速设立屏障,人为制造时间的不对称,这些步骤究其根本都是为了让博弈充分稳定,进而达到利益最大化和危害最小化。

特斯塔宇宙理论仍在快递地发展变化,而了解这一理论体系也需要深厚的数学功底,此处我们也不再做具体的展开。如果有感兴趣,推荐一些入门读物:From the Einsteinian to the Testan Universe”(从爱因斯坦宇宙到特斯塔宇宙),Alfred Testa;”Die Weltals Spiel und Verschwörung”(宇宙作为游戏和阴谋),Bernard Weydenthal;The New Universe of the Game Theory”(博弈论的新宇宙),Harlan Stymington。

最后,结束特斯塔宇宙的讨论前,我们还要重温一下费米悖论。在特斯塔宇宙模型中,高等文明无处不在,但这并没有完全解决“沉默宇宙”的问题。即使低等文明在博弈冲撞的宇宙背景中不可能被观测,但我们还需要问:无处不在的高级文明为何从不曾联络我们?阿彻罗斯特试图通过“无定向广播无意义”的实验来解释的这一问题。但特斯塔指出阿氏的工作陷入某种伦理学假设,即文明越发达就越符合某种特定的伦理。试图以这种思路解决费米悖论的系统性缺陷在于,通过人类的伦理来分析其他文明的伦理毫无意义。特斯塔做出如下比喻,研究宇宙博弈模型类似通过棋局来解读棋子行走的规则,这种解读只能通过每一步棋招来完成,而决不能涉及棋手的心理活动。

因此,严格意义上,除非能从博弈模型直接推导出沉默宇宙的必然性,否则费米悖论永远无法解答。这仍将是一个长久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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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河啊!谢顿在上!”——《基地》,Isaac Asimov(阿西莫夫)

写这篇的过程我一直在思考大刘的黑暗森林法则。作为《三体II》的核心设定,我认为黑暗森林法在《三体II》的范围内是合理的——小说不可能提供形式化的推导,但是它提供了足够多的观测数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从特斯塔宇宙的视角去观察黑暗森林法则,法则的第一个公理“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以及猜忌链都违背了推导不涉及伦理学的约束。这使得《三体III》将黑暗森林法则推广到整个宇宙时,法则不再具有《三体II》的说服力。企图推知整个宇宙文明心理状态时仅靠观测数据永远不够,此时宇宙范围内法则的适用就意味着人类(三体人)的伦理普世于全宇宙的所有文明——这个想法过于傲慢了。

也是这个原因,阅读《三体III》的过程中,我一直期待黑暗森林法被颠覆——特斯塔宇宙的预期使我期待某种更复杂的宇宙博弈模型。这其中不涉及宇宙是光明还是黑暗,仅仅因为在科幻系列小说中,前作确立的法则通常会在接下来的作品中被颠覆。《三体》系列中,大刘反复向阿西莫夫的《基地》致敬。而《基地》系列作为宇宙史诗的范文,其每一部续集都是对前作的颠覆——谢顿计划、骡、第二基地、银河盖娅、地球。但《三体III》中最终呈现的只是更老的文明在更大尺度上用更先进的武器“互砍”。我想核心宇宙观停滞的这部小说更应该被称为《三体II》下集或者《三体II》威力加强版。

我承认,二向箔是恢宏设定,但我不知道在一个500页的作品中用50页的篇幅描写太阳系的行星逐一向二维平面跌落,这到底是想象力的旺盛还是懒惰。

这就是《三体III》让我失望的原因吧。

荒谬与希望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

有时候我觉得小说创作也有着演绎和归纳的区别。所谓演绎型创作,作家先是发现生活隐藏的某些“真相”,然后他们把真相推演到逻辑和情感的终局,接着再根据得到的极限状态来构造故事。比如加缪的《局外人》,加缪意识到人和世界的疏离、意识到荒谬,他以此为起点“演绎”出和世界完全疏离、看穿一切荒谬的莫尔索,再围绕莫尔索开展情节。

通常我们以为的那些深刻的、揭示了一些什么的作品,往往是“演绎”。因为当作家沿着真相演绎时,他们便获得了抽象的角色、环境和事件。这些抽象的要素更易为读者体会。然而正因为它们是抽象的,它们也是容易被误读的。就好像刚一进入《局外人》——“妈妈死了。……我不知道。”—— 读者体验到的往往不是“疏离”、“荒谬”,而是“冷漠”、“行尸走肉”——纵然莫尔索对生活保有自己特殊的热情。

也许正是这原因,在这些演绎之外,我们还需要那些归纳出的作品。虽然“归纳”的作品局限在作家亲身的体验甚至是自身的经历,而且可能只是被现实主义的手法还原,但这不意味它们仅仅是写实的切片。那些琐碎的生活细节背后,往往有着和演绎作品同样的洞见。它们默默诉说着,那些“深刻的真相”是怎样遍布于我们的生活。

理查·赖特(Richard Wright)的《黑孩儿(Black Boy)》便是这样一部归纳式的作品。它作为依据作者自身成长经历写就的自传体小说,向读者展示了二十世纪初美国南方黑人处境。而另一方面它又有意无意间成为“局外人”荒谬与困境的实例。

《黑孩儿》采取一般的顺叙结构,讲述了主人公理查从童年直到前往美国北方的成长经历。细读起来,根据不同的叙述风格,小说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这两部分之间以第三章,也就是理查离开克拉克舅舅回到外婆家为分割。在前一部分里,叙述者是未成年的孩子理查。因为幼年理查经常不能理解身边发生的事件,这导致这一部分的叙述模糊不清,我们只能大概了解其童年父母离异后几经迁徙的经历——不断搬家本身也对未成年的主人公认知周遭事物造成障碍。在第三章过后,小说的叙述开始有了成人的理智和清晰,这源于理查年龄的增长,以及在外婆家获得的“稳定生活”。

“十二岁那年,当我还没有上完一整年学时,我就有了一种任何经历都无法磨灭的人生观;……我深信,只有当一个人奋力从毫无意义的苦难中强行索取意义时,生活的意义才会出现。”

这是小说第三章结尾,其后主人公的叙述开始包含大量的内心活动和反思,取代了前一部分中事件与事件之间类似童谣或诗句的间隔段。

之所以讨论小说两部分间叙述风格的变化,是因为作者通过这种变化划分出理查颠簸的童年和相对稳定的少年。正是这两阶段迥然不同的生活经历,造成了主人公身份认知的障碍,使其沦为自身生活的“局外人”。

虽然小说题目是“黑孩儿”,但可以发现在小说前一部分中,幼年的理查并未对其黑人的身份有很好的体认。频繁的迁徙中,他不能和周遭的黑人建立起长久的联系,而对白人的印象主要停留在母亲话语建立的恐惧中。而当故事进入第二部分后,理查猝不及防地开始以成人的姿态面对世界,特别是当他因为经济原因需要频繁接触白人时,他发现自己无法像那些从小就跟白人打交道的黑孩子一样,自然地适应“白人世界”里那些黑人需要遵守的不自然的规则。

“‘你偷东西吗?’她严肃地问我。
我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克制住了自己。
‘有什么值得好笑的?’她问。
‘太太,假使我是个偷儿的话,也决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她气得脸通红地说。
我在白人世界里呆的最初五分钟已犯下了一个错误。”

在小说的后半部分,主人公不断犯下类似上面的错误,过程中他不断反思自己为什么不能像其他黑人一样“守规矩”。他最后结论于:因为自己在幼年时错过了将应对这些规则变为自发反应的时机,之后他虽然可以通过模仿来假装自己是个“正常”的黑人,但是一旦松懈他就可能暴露“本性”,进而给自己带来灾难。

到这里我们已经可以从理查发现莫尔索。他们同样狼狈地应对世界强加给他们的规则。一方面他们认识到这些规则的荒谬,另一方面遵守这些荒谬的规则又是他们继续生存的必要条件。因此加缪演绎出的莫尔索并不是特殊的人。理查·莱特告诉我们,莫尔索可能是黑人。我们同样可以在其他作品中发现他是白人、黄种人、男人、女人。实际上当我们在各自的生活中以后退一步的姿态观察我们自己,我们就会发现一个又一个的莫尔索。然而另一个角度上讲,加缪的莫尔索又是一个最为特殊的个体,因为他集合了所有人的困境和勇气,以至于孑然一身地挑战整个荒谬的世界。

回到《黑孩儿》,我们还会注意到这部小说的结尾不同于《局外人》,它包含了一个给人以通常意义上美好希望的结尾:理查“挣到”了钱,买到火车票,逃离南方,北上面对“新生”。然而如果我们进一步了解这部作品的背景(正如耶鲁大学的开放课程“1945年后的美国小说”中提到的),这一希望是当时编辑强加的。作者理查·莱特在给编辑的信中指出,逃离南方的黑人事实上是难民,因此他们的故事中并不包含这种希望。但最终在40年代出版的《Black Boy》中还是使用含有希望意义的结尾(为此甚至删去了手稿后一半的篇幅——理查北上后的生活)。我以为这是关于《黑孩儿》所有值得言说的事情中最吊诡的一件——小说主人公理查获得了某种逃离小说中荒谬世界的希望;其代价是小说作者理查对现实这个荒谬世界的妥协。

《局外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它指出了人悲剧的必然性——就像《黑孩儿》,当编辑视图在某些地方创造希望时,他同时收获的还有更大的荒谬。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对这种悲观论调做出反驳,为此他赋予了人在荒谬的世界里最“激昂的自由”——定义人性的自由。遗憾的是,现实中,我们更多时候就只发现了荒谬,却很难体味随之而来的自由以及那种“严峻的乐观”。因此我们就都只是在这,顺着人流奔向十字街口的刑场,那里并没有绑缚所谓的“局外人”,但人们就那么站着,对着空荡荡的绞刑架。

他们可以觉得这一切很荒谬,但还是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仇恨的喊叫。

在卡夫卡和博尔赫斯之间

“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是寓言故事,谜底是时间。……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因为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在将来的某个时刻,我可以成为您的敌人。”——《小径分叉的花园》·博尔赫斯

迷宫,这大概是现代小说里最具意味的发现。就像博尔赫斯在《小径分叉的花园》中借艾伯特之口所言,在纷繁芜杂的现代社会,每个人都行走在“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中。时间存在无数的可能性,我们用意识照亮其中某一条路,但我们错过的远比见到的多得多得多。这座时间构造的迷宫里,人类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是等待和希望,而最坏的则是回忆和悔恨。

当面对这座迷宫时,不同的作家会选择不同的角色。比如博尔赫斯选择做建筑师,他的每一篇小说都表达一种精致可能性。记得纳博科夫并不觉得博尔赫斯写得好,因为后者写不了太长的东西(当然其中也有眼疾的原因)。纳博科夫可以这样评价博尔赫斯,因为他了解怎样可以写得长并写得好(事实上他也做到了)。然而以我的理解力,这样精致的东西,只能短小一些。

“我问他对奥德赛还有何了解。也许希腊语对他比较困难;我不得不把问题重说一遍。他说:很少。比最差的游唱歌手还少。我最初创作奥德赛以来,已经过了一千一百年。”——《永生》·博尔赫斯

这段话只有75个字。其中最关键的“我最初创作奥德赛以来,已经过了一千一百年。”,不过20个字。这里如果展开,关于荷马、关于永生、关于变迁,也许可以写到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那样的长度。但博尔赫斯就用了75个字,于是那略去的上百万字就在你读这75个字的瞬间在你脑海里轰鸣。博尔赫斯是这样一位建筑师,他构造最复杂、最精巧的迷宫,但他造的不是实物,而是缩微模型。他把这模型放到你面前,你一下就被它的美迷惑了。但博尔赫斯不会真的带你走这些迷宫,也许因为他知道走迷宫和观赏一座迷宫具有完全不同的意味,而且人们早已在另一位作家的带领下走了很久了。

首先带领人们走入自身所处迷宫的,是卡夫卡。卡夫卡可能是所有人中最痛苦的一位。这是因为他太敏锐了,敏锐到发现我们所处的困境。但卡夫卡不做博尔赫斯那样的建筑师,他更像一个行者。虽然他也建造迷宫,但他的迷宫是实物大小,然后他不让你看到迷宫的面貌,只是带你这座迷宫中行走,让你体会那种荒诞、那种绝望。

“K到村子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村子深深地陷在雪地里。城堡所在的那个山冈笼罩在雾霭和夜色里看不见了,连一星儿显示出有一座城堡屹立在那儿的亮光也看不见。K站在一座从大路通向村子的木桥上,对着他头上那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凝视了好一会儿。”——《城堡》·卡夫卡

卡夫卡写出《城堡》、写出《审判》,所以我们才能通过他的文字重复他的感受,借以发现我们自己真正的感受。

好了,终于说到《纽约三部曲》。虽然谈了这么多博尔赫斯和卡夫卡,但我绝无将保罗·奥斯特和以上两位比肩的意思——相反我和保罗·奥斯特的相遇,就源于我读到那些针对其作品“挂着博尔赫斯的名头,其实写得很糟”的批评。因为这句话,我才去看奥斯特的书。毕竟在我看来能挂上博尔赫斯的名号,也是难能可贵。如果我们要求每个人都和博尔赫斯写得一样好,这世界上可读的东西就太少了。

能和博尔赫斯扯上关系,大概因为奥斯特也是一个愿意构建迷宫的人。但另一面大陆引进奥斯特的书时,把他称为“穿胶鞋的卡夫卡”。前面那么长的铺陈里,我说这两位是完全不同的。但在保罗·奥斯特这里两者并不矛盾,他恰恰像处在博尔赫斯和卡夫卡中间的某个位置上。

奥斯特既是建筑师,也是行者。他一会儿贴近博尔赫斯,想要构造复杂的结构。比如在《玻璃城》的最后,忽然冒出“我”这个身份复杂的叙述者,忙不迭地动摇整个文本;而《幽灵》里Blue和Black之间的结构恰如魔比斯环一般。但奥斯特又不全是博尔赫斯,一会儿他又会想要充当卡夫卡。这时候他不再顾着展示迷宫,而是把主人公扔到迷宫里,让他们先是丢失身份,接着丢失掉整个生活。

奥斯特知道如何把故事讲好。三部曲里,虽然《玻璃城》稍有卖弄的拖沓,但到了最后的《锁闭的房间》,叙事技巧已经相当熟练。遗憾的是,虽然如此,奥斯特却达不到前人所到达的。他选择了一种混杂的立场,但这种立场不能结合上面两位,相反甚至把他们抵消掉了。对比博尔赫斯,奥斯特的故事讲得太长,那些大段的心理描写、细节堆砌、不自然的掉书袋,使他构造的故事没有博尔赫斯那种厚重的爆发力,只显得轻飘飘。而又有谁能写到卡夫卡那种极度痛苦呢?卡夫卡那种迷雾笼罩眼眸的绝望感,如果把迷宫的构造呈现在读者面前还能达到吗?如果城堡不再虚无缥缈,而是某种虽然复杂但却可以用逻辑言说的东西,那还是卡夫卡的城堡吗?

所以,我说保罗·奥斯特在卡夫卡和博尔赫斯之间,这并不是一句恭维。真正流传下来的大师是那些站在悬崖边的人,甚至再向前走一步就会粉身碎骨。后来人模仿这些大师,自以为可以接近甚至超越他们,殊不知自己永远站在比前人有所退缩的安全地带。

‘更好’的敌人

“不要让‘最好’成为‘更好’的敌人”——刘瑜·《再天真一些

这本书是偶然在老婆的书架上发现的,是易中天还没出名写就的(08年增订成了《费城风云》),文字风格一如后来的口语化,一天多便一鼓作气读完了。读起这书,是因为自己对米国的制度设计起了兴趣。想想布尔什维克人在19世纪末还能造出列宁式政党这种怪兽,“制宪先贤”在1787年取得的成就不得不令人钦佩。

我们现在把他们称为“制宪先贤”,若是按武侠小说来表,那不免得有点绝世高人华山论剑的范儿来——比如诸位要白衣飘飘、仗剑而立,一人说,“要有国”,另一人说,“要有宪法”,这事便成了。不过读这本书,觉得里面除了富兰克林这老先生,其他“先贤”们可真没半点“贤者”的风度。个个打着自己的小算盘,为了私利争得面红耳赤,还有不免结下梁子,散了会被秋后算账丢了性命的——怎么看怎么像黑帮做完一票关起门来分赃。

平日里不止一次,聊天时谈起国内这摊子污秽事,便不免有人出来说,“米国也如何如何”、“资产阶级少数人民主如何如何”——透着初高中政治书的乏劲。我觉得以上诸君该多读读这书,给自己加些语料。你看,要说联邦制、两院制多体现民主,那不过是大邦小邦吵架吵到没辙,妥协出来的;要说第一修正案多保障人权,不好意思,制宪会议上“先贤”们压根没觉得这东西重要——不然怎么成了“修正案”。更不论“神圣”如美国宪法,里面全是类如“数目之外,再加上所有其他人口之五分之三”、“对於现有任何一州所认为的应准其移民或入境的人,在一八O八年以前,国会不得加以禁止”赤裸裸保护奴隶贸易的条款。

是呀,我们读了这书,便更可以觉得米国没什么了不起。种的压根不是善因,自然得不出什么善果。“资产阶级少数人民主”那是写进教科书,我们一早便大彻大悟的。谈到这档子事,所有人脑子就像做考试题一般反射出来。

我只是奇怪,我每次想谈的是国内这档子污秽事呀,关米国毛事?人人冒出“资产阶级少数人民主”,那是想说我们是“无产阶级多数人民主”,比他们更先进整整一个历史阶段了?还是想说他们也一般污秽,所以我们便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污秽下去?或者后者多些吧。

这倒是让我想起上学的事。上学时,大家努力不同,100分的卷子,是有考80分的,有考70分的,最不学无术的还有考20分的。可80、70分的倒往往有廉耻心,在意自己错在哪里。偏是那20分的,努起嘴脸来:“有什么了不起,那谁谁谁不也才考个80嘛!”

开篇那句刘瑜的话,温良醇厚,自己时常觉得真是好,赠以诸君共勉。

Fahrenheit 451

今天在公交上晃荡着读完的《华氏451》(Fahrenheit 451)。作为另一部反乌托邦的著作,曾经看到有人认为这本书的价值还在《我们》之上——不过这八成是美国佬自己的观点…

虽然反乌托邦小说有时也被看作科幻小说的分支,但如果单论三部曲(我们、新世界、1984)是政治小说多于科幻小说——以1984为最,三部曲都有完整的政治制度设定。451归根结底还是文化消亡、娱乐至死的调调,很像《美丽新世界》的一个侧面描写。与见识过苏维埃的扎米亚金和奥威尔相比,美国人显然对邪恶制度缺乏足够的想象力。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讲,三部曲已经玉珠在前,后面的东西也只好从个人微观而不是宏观入手。结果451,再比如《发条橙》,都透着一股现代的荒谬劲。不过反乌托邦之所以恐怖,反而是因为它的严谨。荒谬的451可能造就蒙泰戈,但严谨的1984最多只能有温斯顿。高下立判不是?

题外一点,全书的结构上不太严整。但第三部分后半,也就是蒙泰戈遇到“图书馆”之后,文字一下子流畅起来,很有诗意的感觉。这才注意到作者是Ray Bradbury。小时候读过他的《霜与火》(Frost and Fire),回忆一下这文字真是他的调子,很优美。最近读得多,反而有点写不出来,不妨做些书摘。下面都是俺一个字一个字敲上的——遗憾的是没找到原文,翻译未必对味:

——译文特别难受的地方,我自己顺了一下,不排除乱上加乱——-

“我们用讲述的形式把书传给我们的孩子,然后我们的孩子去等待另一代人。当然,那样做会遗失很多东西。但是你不能强迫别人去听。他们会在他们自己的时代里回心转意,开始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他们脚下的世界会如此的混乱。”

“我们不比其他人更加优越,我们只不过是书皮,…… 某年某天,我们又可以把书重新写下来。我们把他们一个个地叫来,让他们背出自己知道的部分。我们会把它们排好版。倘若遇上另一个黑暗时代,我们也许就把这该死的事再做一遍。但这就是人类的奇妙之处,他们从不沮丧或厌倦,以至于放弃重来一遍的打算,因为他们很清楚这很重要,值得为之努力。”

“蒙泰戈想看看他们的脸,记忆中那些火光照射下苍老的面孔,满脸皱纹和疲惫。他在寻找一份光明,一种决心,以及战胜那几乎不存在的明天的喜悦。也许他在期望他们脑子里的知识可以点亮他们的脸,里面的光亮可以让他们的脸像灯笼一样焕发光彩,但是所有的光亮都来自营火。

“这些人看上去跟普通人没什么差别,同样跑了很远,寻觅了很久,见到过美好的事物被焚毁,如今已垂垂老矣,聚在一起等待曲终人散、灯干油尽。他们并不肯定自己头脑中所记载的一切,能使未来每一个日出发出更纯洁的光辉——他们对此并无把握。但他们确知,那些书存储在他们平静的眼眸之后,完好无缺地等待着将来的某一天,那些手指干净或肮脏的读者再来翻动。”

山寨机

“我在家附近的新加坡餐厅独自吃饭,看手机里的电子书。我用的是天语手机,以前是山寨王,现在是国际名牌,功能应有尽有,它的电子书,介面用了类似索尼的科技,功能则结合了最新版苹果iPhone 和亚马逊Kindle 的所有优点” —— 《盛世:中国·2013

我被这部小说“反乌托邦”的名头所吸引。反乌托邦一直是我钟爱的小说类型,从《我们》到《1984》,从《钢穴》到赛博朋克风,这些作品无一不能调动我的神经。所以当看到“开卷8分钟”将陈冠中先生这部《盛世:中国2013》作为中国盛世反乌托邦小说宣传时,我便在第一时间到淘宝上订购。

然而如果将《美丽新世界》、《1984》比作nexus one或者iphone,那么《盛世》的宣传恰似电视广告里歇斯底里地“HiPhone!超全功能!超低价格!”。当你被忽悠着把套着iphone外壳的时尚手机买回家摆弄一番,才发现原来是一款彻头彻尾的山寨机。

反乌托邦小说在很多时候被看作科幻小说的一个旁支。这大抵是因为反乌托邦小说和科幻小说一样注重背景设定,而其设定又拒绝空想而是强调合理的科学、政治学以及哲学基础,例如《1984》通过嵌入《寡头政治集体主义》这本书中书来描画奥威尔心目中的那只怪兽利维坦——利维坦(Leviathan)本是圣经中邪恶的海怪,随着霍布斯那本政治哲学著作《利维坦》,这个名词便逐渐被用以指代各种形态的极权或威权国家。然而和科幻小说一样,坚实的背景设定仅能作为基础,反乌托邦小说同样不能脱离传统的故事情节。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也一直致力表现个人和利维坦这只巨兽之间的对抗。设定和情节,利维坦和个人,这好比反乌托邦小说的两条腿,失一便只能跛足而行。

可以看出《盛世》中陈冠中先生努力试图通过一些合理地假设事件将当代中国导向他心目中的利维坦。对时事政治不甚了了的我,不能对这一部分的设定做评价。遗憾的是,即使这部分设定可能坚实有力,但故事情节的残缺已经注定了《盛世》的先天不足。

作为小说,《盛世》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在表现盛世(利维坦)图景的同时展开人物关系。其中利维坦的图景更多地停留在类似篇头引文里那种“国际名牌天语”、“星巴克旺旺龙井桂圆拿铁”、“李宁阿迪并购”这种小机灵。其中视点的随意转换,已经让人隐隐感到作者急于在少量的文字中向读者提供最大的信息量。但至少这一部分中,老陈、小希、板寸头、韦国、文岚等人之间的人物关系盘根错节,故事也就显得草蛇灰线隐于不言。

可惜如果说《盛世》的前一部分还勉强算得上半部合格的小说,那么从后一部分开始作者明显已经失去了耐心和诚意。在这一部分里,情节急转直下,之前那些伏线全部被斩断。韦国、板寸头、文岚这些在之前看似有分量的人物直接人间蒸发,而类似高生产、杨县长这些人物的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更加让人摸不着头脑。最终作者借着何东生之口,以剥去人物性格的老陈、小希、方草地为听众,用毫无前因后果的宏大说教阐明了整个背景设定,而小说也就在此处戛然而止。

也许是作者将事件背景设定得如此之近(2010-11年),这导致成书的匆忙。否则大势的变化很可能使作者苦心设计的利维坦错过出版的最佳时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读罢全书,我的第一感觉竟然是这部书不是由一个人独立完成的,并进而怀疑这是一部在确定背景设定、主要人物和故事衔接点之后集体创作的产物,否则很难解释书中几部分情节和人物之间如此严重地割裂,以及整个故事结构的畸形。

不论创作事实是否如此,我相信全书体现的急功近利的态度是导致了这部小说既缺乏耐心又缺乏技巧的原因。这更在一定程度上毁了这个有趣的题材——实际上即使很低的要求下,仅就利维坦的描述,本书仍然可以摆脱现在这种单纯亦割裂的宏大叙事和小机灵,而是在细节中对设定有所铺垫,比如中日结盟完全可以体现在几位主人公的所见所闻中。遗憾的是作者很可能根本来不及做任何此类细部上的考虑。

书中的主人公老陈说,自己只欠一件事,就是写出自己的《尤利西斯》或者《追忆似水年华》。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作者陈先生的内心写实。不过无论如何,显然《盛世》这种缺乏诚意、靠“中国盛世成真”以及“(反)乌托邦”之类宣传语来吸引读者的讨巧之作,注定不会成为那样一部伟大的作品。它的命运只能像那些功能全备、外观时髦、质次价低的山寨机一样,用罢之后便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