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底来看

  • 读 50+ 本书(不算漫画),每月有可写的读书笔记
  • 读完 10 卷本的契诃夫全集
  • 读一些 18 世纪末(具体说马嘎尔尼访华前后,法国大革命前后欧洲)的历史以及描写当时风物的小说(假设我还想写那本小说的话)
  • 写完一个讲产品基本方法论的专栏
  • 把 duolingo 里的西班牙语教程跑完,有词典能读西班牙文新闻
  • 扇贝打卡 300 天+
  • 在拳击和滑冰中选一样学(估计不能实现)

碎片时间看着不够用,o(╯□╰)o

十二月读书笔记

这两年看书少得可怜。重新开始读一些轻快的东西,健复阅读肌肉,也正好记一些流水账。

以及,新年快乐。


全息玫瑰碎片(Burning Chrome)》,威廉·吉布森著,李懿 / 梁涵等译,新星出版社,2014年。

这个薄本,原文以及不同的翻译读了许多遍。没办法,就是太爱 New Rose Hotel 和 Burning Chrome 这两篇了。

这几篇的手法并不复杂,选择疏离的视角去描述一场冒险,视角的偏离源于无关主线的「硬线条」爱情,加上别离和不得。从这个角度讲,这几篇其实有言情小说的骨架。

另外,这个译本把 edge 翻成了「锋芒」——那时候想翻译这篇时恰好想过这个词,更精确,但是念起来就是少了早年科幻世界里翻成「精华」的韵味。

「Sandii. New Rose Hotel. How I want you now.」


永恒的终结(The End of Eternity)》,艾萨克·阿西莫夫著,崔正男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

「聪明」的时间小说恨「平行宇宙」,它们都较劲脑汁讲一个巧妙的时间悖论故事。但是为了叙述故事,它们大都无法避免引入一个与时间悖论相悖的「全知全能观察者」。

阿西莫夫这篇用了一个独立于时间存在的组织来规避这个问题,这算不上多聪明的解决方案,但是如果你把它把看成银河帝国的楔子,你会体会到另一种壮丽和浪漫。

我读过把时间悖论和观察者问题解决得最完满的,大概是迪克的少数派报告。

「With that disappearance… came the end, the final end of Eternity
—And the beginning of Infinity. 」


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菲利普·迪克著,许东华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

高城堡里的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菲利普·迪克著,李广荣译,译林出版社,2013年。

这个月恰好读了两本迪克。

高城堡里的人,写得蛮有文学意味的,也是相对难接近的一篇。

相反,想谈谈「电子羊」。想象下银翼杀手最后那一幕,我抱的期待是看又一篇关于「仿生人(机器人)是否为人」的陈词滥调。结果迪克给的惊喜却是一个关于「非人」对人异化的故事。

世界一点都不美好。非人不是善良、软弱(甚至浪漫)地追求成为人。非人奋斗的过程,其实是人为了战胜非人,把自己降低到非人的过程。我们最终不是变得更好,而是变得更差。这才是现实——迪克真的是一个严肃作家。

「I’ve seen things you people wouldn’t believe.
Attack ships on fire off the shoulder of Orion.
I watched C-beams glitter in the dark near the Tannhauser gate.
All those moments will be lost in time…
like tears in rain…
Time to die.」


只爱陌生人(The Comfort of Strangers)》,麦克尤恩著,冯涛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有时候我会想我为什么还在读麦克尤恩,我最喜欢他的作品就是我读他的第一篇作品,这改变不了了。

我们可以讲一点手法。完全不接触人物内心的第三人称叙事,古典描写去控制节奏,在此之下的是一个炎热躁动的故事(也许还加上麦克尤恩式的惊悚)——想象一下卡罗琳在广场要水的段落,一种有趣的不和谐感,

一种特别技巧性的克制。

我大概还会无爱地读下去。


来自新世界(新世界より)》,贵志佑介著,丁丁虫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

今年读了两本 1000+ 页的贵志佑介。

很多作者,特别是日本作者,喜欢写人的恶意。但是贵志佑介这两本写的是没有意义释放性的恶,或者说他写的不是恶,而是梦魇。我承认我也被梦魇的故事吸引,但是我不喜欢愿意去写梦魇的作者。

另外如果两本书各自砍去 2/3 无用篇幅,也许我会稍微喜欢些吧。

「我们是人。」


基地与地球(Foundation and Earth)》,艾萨克·阿西莫夫著,叶李华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

基地写到这,也是力竭了。

豆瓣的这篇书评写得蛮清楚,游历小说,无聊的斗嘴……

最后丹尼尔救场,也接不了上一部「宇宙安琪娜对抗数学利维坦」的图景了。


汽车是怎样跑起来的》,御堀直嗣著,卢扬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

对于没有机械情节的我来说,是蛮好玩的书。


犹太人与犹太教(Juda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诺曼·所罗门著,王广州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

每一次试图从外文书接触西方宗教都是一次失败的经历。反过来想想这个问题,也许就是西方文化背景的读者也没法从一部写给中国人的佛教书中理解佛教吧。

我们的生活被宗教渗透得太多了,以至于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迷失在作者没有写出来的「常识」里。


人类灭绝(ジェノサイド)》,高野和明著,汪洋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4年。

没营养但可以让人比较快翻完的流水小说。就是为了让自己重新开始读东西而看的。


为什么感觉豆瓣在走下坡?

知乎上的一个问题:http://zhi.hu/WhTD

—–

豆瓣的问题在于它太过偏执于“长尾”(1) 和“自发秩序”(2) 了。

如果你仔细看,豆瓣的大部分产品都遵循类似的思路:首先满足用户的“长尾需求”,再想办法把同质用户汇聚成组,最后相同兴趣用户的组内行为可以形成正反馈强化整个系统的运转。当然,具体到实现这个流程的方式还可以再细分,比如利用算法的(FM)或者利用社交网络(小组)来分组;“组”的概念比较弱的(书影音用户利用友邻关系和猜你喜欢形成的“隐性组”)或者形式感非常强的(小组、九点、广场、阿尔法城)。

大体上讲,虽然单个产品各有成败,但沿着这个思路去解决用户的“长尾需求”是没有大问题的。

问题在于豆瓣把这个思路贯彻到了偏执的程度。于是就有了不断重复的广场、部落、阿尔法城这些“自发生长”的理念高于用户实际需求的“玩意”,以及在有热点的垂直领域里也偏去玩草根 provider 和 consumer 的小圈子——读书的征文比赛、音乐人、同城的小型演出票务(可惜没有一个的草根电影人圈子,不然就圆满了)。甚至在运营、推广层面也践行“不运营,自生长”的策略 (3)。

但是如果按照长尾(帕累托)分布不严谨的表述“20/80法则”来看,费了这么大力气满足的可只是20%用户(对长尾里80%事物)的兴趣……

当然这其中有一些美好的假设,比如从长尾中涌现80%人会感兴趣的热门内容。的确,豆瓣里也涌现出了“失恋33天”这样的 case,但是最终把握住这些 case 的可不是“不运营”的豆瓣。至于《长尾理论》里暗示的“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用户数量/兴趣曲线会变平缓,整体长尾化”也好像并没发生。

回到问题“为什么感觉豆瓣在走下坡”,“感觉”两个字用在这里很好。豆瓣也没走下坡,书影音评论这看家的东西不还好着。只是这些年早前就不关注长尾而是玩热点的别人家已经把制造热点这个事情玩烂了,现在都去忙移动互联网和穿戴计算了。而豆瓣还在这儿纠结“长尾”和“自生长”纠结了六七年了,自然让人有种不进则退的感觉。

一定要说个原因,大概就是世界不是豆瓣想像的那个样子吧。

1. 长尾年代,http://book.douban.com/review/1095674/
2. 豆瓣是一座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城市,http://www.douban.com/note/12053438/
3. 杨勃:豆瓣社区不运营 用产品来表达,http://tech.163.com/…

而立之前

致未来的你:

从博士论文的致谢开始,我一直想做一点自我解刨,写些我之所以成为我的东西。没有动笔的原因,是我不知道谁是读者——对自己过于无趣,对旁人则未免显得自恋。

至于你,虽然我现在还不知道你是誰,但我猜想你会在未来,因为我做丁克的坚持好像越来越淡薄,甚至刚刚在大理的时候,我已经和你母亲谈起了未来的「教育问题」。

所以原谅我以你为读者来讲我自己,即使我知道你可能不感兴趣。

我是一个贫乏的人。

这种贫乏源于教育。你的祖父母在实际生活上给予了我远高于平均水平的帮助,包括物质上的以及经验上的。但作为把年华耗费在文革中的那一代人——即使他们后来有能力考上大学,他们在认识世界这件事上比我还要无能为力。而我所接受的学校教育,广义上被人们称作「应试教育」。

因此我是在相对无助的情况下完成了和这个世界最初的接触——这注定了我的贫乏。青春期结束时,无论对于科学、道德还是审美,我都像幼儿一样无知。

当然,不可否认地,这段岁月我还是让我掌握了两种基本的理解世界的方法:抽象和训练。

对我来说「抽象」更像一种整理,是将散落的知识「放置」在合适位置并建立联系的过程。到如今我的「置物架」已经比当年宽阔,但抽象仍然是我理解世界最基本的手段。我也意识到过分依赖抽象的损害,我始终难以把握非系统性的知识——例如审美或者自然语言。但在我写这篇的时候,我还没有解决方法。

谈到训练,也许和你想象的不同。我的父母和几乎所有老师都非常宽容,他们有观点和建议,但自始至终没有强迫我成为什么——比如成为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学生」。因此我的训练几乎全是自发的,这是一种将记忆的抽象的知识转化为本能的过程。而我也享受训练后感知自己智力上或体力上提升的快感。

青春期过后就是大学。我不知道对于其他人,大学专业是不是某种重要的决定,但当时我好像异常简单地做了选择。

你的祖父曾经在一家叫做「长城」的计算机公司工作(现在想想,他的工作大概限于现在所谓的「攒机」,但在八九十年代还很稀缺)。于是因为早年对计算机的接触,在每个小学生都最好有一项「特长」的时候,我「被」选择了计算机。当然我并没对此反感,实际上「计算机」构成了我中小学回忆中一些有趣的部分,比如参加 logo 语言画图的电视节目,中学时周六计算机小组活动之后的足球,学习 pascal 后写的一些 dos 游戏,(毫无建树地)「竞赛」一些优化题目。

因此我几乎没有纠结地选择了计算机作为我的大学专业——它不像数学、物理那样高中延续般的无趣,又不像彼时的生物、经济那般大热。重要的是它还是我的「兴趣」所在。不过现在看来,认为计算机是我的兴趣是非常可疑的,因为这是我当时唯一的「兴趣」——除了足球,不过显然我去不了「足球」专业。

无论如何,那时我由衷地相信自己的兴趣就是计算机。于是从18岁进入大学到24岁,我始终相信自己会去做一个足够好的 developer,并因此花了我认为足够多的时间了解构造程序的知识。

如今我会认为我自己认识世界的方法是在很早的时候形成,并且很大程度上一以贯之。比如我不严谨地将程序的构造分为「概念的」和「经验的」。概念上的程序构造涉及如何使用语言的结构(例如面向对象或者函数式)对特定问题进行最简洁地表达。这依赖于对结构、模式、架构的学习;了解前人创造的那些宏伟而优美的东西——大到整个网络,小到解决特定问题的框架;再尝试抽象更加简洁的原则——例如「在实现复用的前提下避免任何重复」。你会注意到概念上的程序构造和我的「抽象」非常相似,它们都涉及「构造」、「放置」、「建立联系」,因此毫无疑问的,这也是我的注意力所在。相反,经验上的程序构造,关注完全是另外一些问题:因为编译器实现而造成的特定的性能差异;规避所使用框架本身的陷阱;为浏览器兼容准备 hack,它们(无论是否真是如此)被我归于前面描述难以抽象的琐碎知识。

训练对我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我花了很多时间练习使用不同的语言构造复杂程序——大概包括了那个时期除了 perl 之外所有可能用来开发一定规模程序的语言(如果认为 perl 可以用来开发一定规模的程序的话)。使用不同语言是因为语言本身设计的目标和局限会影响构造过程,进而可以更好地理解构造的规则,也是训练本身的目的。

这种自我训练一直延续到我博士的第二年,也就是2008年初。那是 SNS 火热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也进行了一次不成功的「创业」。彼时我差不多是独自花了2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个足球领域的垂直 SNS 网站,每天除了吃饭、睡觉、踢球(所以是足球 SNS),大概会专注地写8-10个小时程序,后端、前端、打磨工具链(帮助我一定程度上理解了琐碎的趣味)以及后续 admin。然后我的颈椎和「兴趣」都残废了。

如果我是硕士生,我应该在2008年下半年开始找工作,那么对兴趣的透支也许不构成问题。我会找到一份 developer 的工作,为更实际也更琐碎的需求构造解决方案,写一些非玩具而是真正可用于二次开发的框架,开始经验积累:关注性能、hack 等等。

但是我当时正在读博士,离毕业还有3-4年的时间。我发现继续在学校的环境下训练自己开发技能的边际收益非常低,但博士期间兼顾一份长期稳定公司实习也是困难的——也可能是我懒惰的借口。

你会发现,在读博士的身份是我困境的主要原因,而我并没有谈起我为什么选择读博士。因为现在回想那好像是个完全随意的决定(为了在学校多待几年?)。我当时的确咨询过一些人,但无论是赞同和反对的意见,在我的记忆里他们都没有切中要害。至于若干年后,我自己理解了博士的意义,并且致力于和每一个想读博的师弟讲清楚这其中关键却不能改变他们的决定,那就是另一个悲伤的故事了。

无论如何,在当时,博士生身份将我陷入了一个被动的地位。

起初我只是感觉厌倦,打算一段时间不再写任何程序。事情开始变得奇怪,是因为我从高中开始断断续续写过很多现在看来已经不能称为小说的「小说」。于是我给自己找了一个有趣的脱轨借口:要成为一个作家。我开始阅读写作技巧、文学理论——彼时我还分不清文学系和作家班——和各种之前闻名未见的作者。就这样我读到了在那个时间对我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讽刺的是,真的是卡夫卡——《地洞》。那大概是我唯一一次能够做到专注地读卡夫卡,一直到凌晨,获得一种醍醐灌顶的体验,认为卡夫卡精确地描绘了我的处境:「被自己构造的地洞困住的小小的啮齿动物」。

当然仅仅是文学作品的阅读就让我做出决定,这显然过于诗意。实际上可能依然是我认识世界的方法影响了自己。一开始我将我的「抽象」称为「放置」,因为我骨子里很像一个「知识(或曰信息)收集者」。当我还限于计算机领域时,我已经表现出了这种倾向。我关注知识的覆盖面,以从头开始构造一个需要多方面知识的程序(例如完整的 web site)作为自己的目标,而非在更具体某个细分领域中精耕细作——也是我博士毕业没有选择科研的原因。

对于这样的我,将注意力从专业中移开是危险的。结果也证明了。24岁,我放弃了我的专业和之前漫长的自我训练,开始了和世界的第二次接触。

现在回头,我会发现当初选择读博士是我人生到此时最重要的决定,因为这使我在走出大学时成为了一个自己10年前完全无法想象的人。而它做到这一点方式出奇的简单,仅仅是赋予了比一般人更多的(却也谈不出足够多的)空闲时间。

文学作品之后,文学理论必然导向哲学。哲学思辨对我更多的是意识上的启迪,实际对于本体论、认识论我都浅尝辄止。但彼时的社会环境将我引至政治哲学,我尝试了解权利、平等的真实含义以及它们所暴露的理性的局限——当然我一贯的贫乏使我来不及精耕细作而是致力于使用二手资料和选读拼凑整个图景。历史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也好像仅仅发现了另一种琐碎的知识。博士的科研工作则使我关注科学哲学和方法论,我尝试通过了解不同的学科,自然的、社会的,理解其从「科学」衍生出不同的实践方法——其中的实际差异远远超出直觉。而就在写这篇之前,从小学毕业算起,我又一次对数学产生了真正的兴趣。除去这些看上去的严肃,还有做饭、烘培、酿酒、缝纫,我还想学习一点格斗技——只是时间也许不再足够。

另一方面的幸运是,我的物质生活没有因为我一系列毫无规划的荒唐决定而太过凄惨,这一部分源于你的祖父母给予我的实际帮助,另一方面则因为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一旦我们尝试构造足够复杂的东西,那么必然不是所有环节都是专业的。一个简单的判断专业和非专业的标准:专业的环节同时关注过程和结果,而非专业的环节只具备关注结果的能力。于是我有能力在非专业的混沌中找到栖身之处,我可以将各个领域的方法挪用——这也是有趣的训练,如果未来有足够的能力和野心甚至可以构造自己的「方法论体系」。

那么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我放弃专业的决定是否是明智的?对于这个问题,我想依然可以为它寻找一个诗意的表述:离开自己地洞的啮齿动物是明智的嘛?仅仅从状态来看,离开地洞的啮齿动物会被放逐在这片荒原中。它没有过去,因为失去了来处;也不会有去向,因为再掘一个地洞也是无意义的。它能做的只是游走在这边荒原里——很有趣的,这也许就是《城堡》的主题。如果硬要做价值判断的话,我会说地洞和荒原中的生物享受着相同的「西绪福斯式的幸福」。

我是以一种反常的形式认识这个世界——还没有了解它之前就限定了自己,而后反悔。这使得在任何领域重新成为一个专家(比如嘴上常说的「成为作家」)的愿景难以真正吸引我。实际上缺乏足够的训练,我也怀疑我可以在另一个领域比「成为 developer」做得更好。

于是,自我放逐在知识甚至仅仅是信息构成的荒原,成为了还差5个月就满30岁的我的现状。

关于我,就是这些了。

不过我还对你抱有好奇,我不知道未来的你会是什么样子。我希望你不像我一样贫乏,而是像其他什么人一样,理解这个世界,拥有自己的选择——假设我现在只有19岁。

但我也认识到我父母给予我的重要的东西是消极自由,而这可能是我更想给予你的。因为我担心追求积极自由会损耗一些我认为更本质更美好的东西,比如发自内心的幽默;比如过和年龄相匹配的生活——想想我和你母亲每次想「一棒打杀喂狗吃」电视里的「小大人」的心情。

所以归根结底,这只是一些无聊的自说自话,我大概像我的父母一样不会试着让你成为谁,也不会对你读到这些抱有期望。只是如果有一天,你忽然对我感兴趣,不小心翻到这里,我希望你可以藉此了解我之所以成为我的原因。

而且,假设可以说一点自私的言语,如果你那时像我当时一样无意识地限定着自己,那么不妨张开手,试试拥抱这个世界。

362天

翻了一下二进宫时候发的邮件,是去年5月12号。

今年是闰年。

所以把这玩意整上线,花了362天。

期间我还写了一篇博士论文。

我艹。

书抄:加缪的修正

当加缪的读者发现这位思想家、这位伦理学者拿不出任何东西解决一个危机时代的种种矛盾,反而像大家一样地困惑时,他的威信就一落千丈了。但是,总有一天,真正的加缪、面对世界小心谨慎的散文大家,一定会复活的。到那时,人们一定会按照历来理应如此的方式阅读他的作品,如同阅读福楼拜和纪德那样,而不是阅读狄德罗或者萨特那样。

(《加缪的修正》,巴尔加斯·略萨著,赵德明译)

书抄:不同寻常的童年

隔著某種距離,我逐漸得出結論,任何種類的狂熱都是暴力和恐怖的心理前提,一種先兆,世界上沒有任何思想好得足以證明去實現一個狂熱的企圖是正當的。在我們的時代,拯救世界的唯一希望是寬容。另一方面,那些無助的、絕望的人群,不是被「僅僅」驅趕進圍繞著鐵絲網和機關槍塔樓的集中營,就是被直接驅趕到毒氣室或射擊隊前面的人,警告我們寬容是有限制的。無可爭議的事實是,希特勒和他的密友(正如列寧和他的那幫革命者)並不隱瞞他們毀滅性的意圖——限制大多數人的自由,他們也毫不隱瞞狂熱的決心,要不惜一切代價來達到目的。如果他們從沒遇到過不可饒恕的冷漠、猶豫和軟弱,他們本來也許會有所克制。寬容絕不意味著寬容那些不能寬容的事情,絕不意味著寬容那些要限制他人自由甚至生命權力的人,儘管這可以被證明是出於最崇高的目的。

我知道實質上這都是些簡單的原理,但這些年來,我常常看到,正是這些不言自明的道理是最難維持的。一次又一次,我們無能為力地看著大眾朝著有某個新變種的狂熱為他們準備的命運前進,對這種新狂熱,大部份是出於自私的理由,我們準備容忍,或至少公開宣稱我們無力做出任何行動。一次又一次,我們本來可以不用流多少血就可以制止住暴力,但我們錯過了機會。經驗告訴我,如果我們不從災難中吸取教訓,如果我們不接受這些簡單的原理,那麼我們本可以為決定人類命運而做出行動的機會將從我們身邊擦肩而過。

(《布拉格精神》,伊凡·克裡瑪(Ivan Klíma) 著,景黎明 / 景凯旋 译,時報文化,2003年)

书抄:1979年6月4日

亲爱的爸爸、亲爱的普泽克(Puzuk)、亲爱的克维塔(Květa):

我再次羁留在鲁兹伊内(Ruzyně)监狱,从这里问候你们。别为我担心,我不会就此失踪。我不知道奥尔加(Olga)在什么地方,赫拉德切克(Hràdecek)农庄的邮件有什么安排,所以我把这封信写给奥尔加的信寄给你们代转。

瓦(V.)

(《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加》,哈维尔著,张勇进 / 王一梁 等译,倾向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