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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偷窃当然可以用悲惨和饥饿来解释，但我认为，我后来在共产主义政权下的经历使我相信，其原因要比这深刻得多。当一个犯罪的政权瓦解了法律的准则，当罪行受到鼓励，当一些高踞于法律至上的人企图剥夺他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人们的道德就会深深受到影响。犯罪的政权知道这一点，试图通过恐怖来维持合乎道德的行为，因为如果没有合乎道德的行为，就没有任何一个社会——甚至被这类强权统治的社会——能够正常运行。但是事实表明，一旦人们失去了道德行为的动机。恐怖也收效甚微。
杀害我们的凶手从别人那里偷走了手提箱，我又从凶手那里偷走了，我为我的行为感到骄傲，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我的骄傲是多么有失尊严。
以后的岁月，我逐渐意识到很少有比失去的荣誉、受损的道德更难恢复的了，也许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共产党政权期间要拼命地维护这些东西的原因。
一个建立在不诚实基础上的社会，一个将罪行看成正常行为的一部分而予以容忍的社会，即使这只是在一小部分特殊阶层之间，而同时这个社会又剥夺另一些人（无论这些人多么少）的荣誉，甚至生存的权利，这样的社会注定要道德败坏，最终彻底崩溃。
……
死亡伴随着恐惧。我知道自己被一种无情的力量、一种为所欲为的力量所支配。我知道自己随时可能被迁移，被带到一去不返的地方。我知道随时都可能有一个穿着灰绿色制服、帽子上缀着人头骨的人出现在我面前，揍我或杀掉我。
成年人可以接受恐惧，屈服于它，或者躲避它。但孩子对此没有真正的选择。孩子只能拼命地抓住他成长的世界里一个盲目的信仰，也就是说，一个童话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善的力量在与邪恶力量永不停息的战斗中获得胜利；女巫被打败，恶龙被斩首。在集中营的语境下谈论童话世界似乎显得悖谬，但不仅仅是我和我的同龄人逃进那个世界，跟我们一样无能为力的成年人也这样做。成人的世界，就像我们的世界，也被分裂成善与恶之间的原始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们的生命是完全被决定的，它发生在远处某个地方，超出我们的能力所及。尽管如此，我还是记得十分清楚，几乎所有人都相信，善终将取胜而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这个信念帮助他们支撑自己，在羞辱、焦虑、疾病和饥饿中幸存下来。
这个世界当然不是一个童话世界，尤其是在那个年代和那些地方，对我周围的大多数人来说，那个支撑的信念被证明是空泛的。可是，我却活了下来；我活着看到了战争的结束。对我而言，善的力量，主要体现在苏联红军身上，的确是胜利了。就像许多战争中的幸存者一样，很长时间后我才完全明白，常常不是善与恶之间的力量在战斗，而仅仅是两个不同的恶，在为了控制世界而相互争斗。
—— 伊凡·克里玛
（《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伊凡·克里玛 等著，景凯旋 等译，花城出版社，2010年）
2002年1月，17岁。紫光电影院——那时它还是神路街上的一座独立建筑物。墙壁在海格的敲击下伸伸缩缩地展开，巫师世界透过对角巷呈现在眼前。他是卖萌的小孩，她是头发乱糟糟的女生。那还是不清场的循环放映。于是坐在那足足看了两遍。第一次领略到电影造梦的含义。
2003年年初，大学的第一个假期，18岁。第二天要去住院，地点是东四工人文化宫。一年过去了，他们都没什么变化。这部里有系列中最帅的里德尔，以及还不知道自己未来要上位的金妮。那是一个多雪的冬季，手术连续几天都是真正的暴雪。
2003年秋天，经过非典开始颓废的大二，19岁。地坛书市，很不懂地买了盗版《凤凰社》——造成若干年后又重新买正版。大概是那之前的暑假，我读了一到四，并从那时起成了坚定的“哈赫”。早在秋张出现前，她就亲了他。第五部魔法部的预言厅里，面对食死徒，那么多同伴中，他第一个拉上的也是她。
2004年的某一天，不在记忆中，该是大二大三的交界，20岁。也许是海淀剧院里，和未来的老婆。那是电影版里最阴暗最凌乱的一部。她帮助他，他救了她。这一部里我喜欢的Richard Harris去世了，邓布利多换成了一点风度都没有的Michael Gambon，但年轻将近20岁的后者坚持到了最后。
2005年10月18日，大四上半，21岁。中关村图书大厦买到《混血王子》。宿舍熄灯后就着45甲4层走廊尽头的灯一口气看到12点多。金妮忽然出落成了人见人爱的万人迷。罗琳阿姨翻云覆雨，半本书都是校园青春多角恋。我觉得他们是为了平衡剧情而被硬生生拆散的，即使魁地奇胜利后接吻的桥段写得很好。
2005年11月23日，也许还是在海淀剧院，和未来的老婆。金妮的演员没有换——她真是赚到了。《火焰杯》是小说系列里最完满的一部。电影砍掉了很多支线。她最后也没有机会做“她从未做过的事情”。但面对龙的时候，他们还是拥抱了。另外麻瓜已经不能阻止Helena了。
2006年圣诞前夜，研究生第一年，22岁。罗琳阿姨放出了deathly hallows的名字。
2007年7月19号，23岁，坚持了一年的月度旅行正好停止在这个月。晚上最后两页流传出来。他们有了各自的孩子。“阿不思·西弗勒斯，你的名字来自两位霍格沃茨校长。其中一位就出自斯莱特林，而他或许是我所认识的最勇敢的人了。”
2007年7月27号，就着百度贴吧里的网友翻译，算是读完了英文版。罗恩走后，他们单独待了那么久，墓地那一段暧昧到无以复加。但他最后居然说，“她像是我的姐姐。…… 她对我也是同样的感情”——为什么要撒谎？
2007年8月，混迹于豆瓣。望京星美，和未来老婆，以及同事。昏金老师以专业幼教的耐心良好地组织了大家的行动。那是系列中第一次有3D——虽然只有最后10来分钟。
2009年暑假，三年级结束，四舍五入地三张了。将近两年时间，我快把他们遗忘了。因为当时网上对imax屏幕的争论，特意和未来老婆跑到石景山万达去看3D imax。我不知道这部黑乎乎的电影和《阿兹卡班》究竟哪一部更烂一些。也许还是这部连邓布利多葬礼都欠奉的流水账更烂一些吧。
2010年11月，26岁的老头子，学校里已经没什么认识的人了。不记得是美嘉还是华星的imax，和老婆。他成了一个脖子和脸一样宽的挫男，但所有人都说她越来越好看了。导演满足了对他们的一切幻想，除了结局。
2011年8月4号，27岁了，等着毕业。三里屯美嘉，和老婆。斯内普的眼里没有惊悚地涌出白色的记忆，纳威从分院帽里抽出格兰芬多的宝剑。于是终于到了一切的终结。那里是满脸胡子茬的他，旁边有不用化妆的大婶；还有灰色风衣的她，伴着啤酒肚谢顶的男人。
你们送别着各自的孩子。
是呀，你们不在一起。
六月被我不靠谱的拖过去了…… 七月航班频繁，但陷在一部《荒野侦探》里，加上枕边一直读不完的“永久性问题”、“苏格拉底到萨特”。总之就是这两个月读完的书中烂书居多。
《Watchmen》，Alan Moore / Dave Gibbons，DC Publisher，1986-1987年连载。
Watchmen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故事。它的主线是对传统美式英雄漫画的颠覆——传统中的疯子拯救了世界。但Watchmen并不是简单的反讽，作者用了三个支线来丰富故事的含义，分别是：1. 黑船传奇，讲述由善意引发的恶，作为缩微版的主线故事；2. 罗夏的故事，讲述由恶意引发的善，作为主线的反面；3. 曼哈顿的故事，讲述超越者对善恶的观察，从一个功利主义的角度对善恶进行了消解。
所以Watchmen具有更大的野心，它企图彻底破坏传统英雄漫画中善恶对立的二元结构。阅读Watchmen、体味其中那些善恶暧昧不明的人物，意味着今后当我们面对英雄漫画时，将永远在心中保有一种怀疑主义乃至虚无主义的态度。而且，那很可能就是真实的现状。
如果没有时间读漫画，看那个3个半小时剪辑版的电影也不错。
“Looked at sky through smoke heavy with human fat and GOD was not there. The cold, suffocating dark goes on forever, and WE ARE ALONE.”
《1911年中国大革命》，马勇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今年适逢其时，出了不少讲辛亥革命的书。全书读下来，作者主要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改革和革命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开始时求稳定的大多数一定倾向改革多余革命的。此时的革命更像是逼迫掌权者改革的一种手段。只有当人们对改革完全失望后，才会真心诉诸于革命；二来，作者对辛亥革命发生后，南北双方表达的克制表示了很高的敬意。毕竟在那样一个各为其主、剑拔弩张的环境下，能化干戈为玉帛，避免一场全国性的内战，这表现了时人极大的智慧。只是可惜后面的历史再不是他们所能预料的了。
如果你仔细看一看这两个要点，你会发现作者虽然言说的是历史，但关怀的是当下。
“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用是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立宪共和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 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蒙汉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读张謇拟的这篇清帝退位诏，再想想他在1915辞呈里的：
“就职时之设计已穷，日在官署画诺纸尾，所从事者，簿书期会之无聊，府吏胥役所可了。国民实业前途，茫无方向。”
又或者1926年，那句：
“吁嗟吴与越，动受四面牵。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乎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洒泪江风前。”
这其中又是着怎样的悲哀呀。
《蝇王（Lord of the Flies）》，威廉·戈尔丁（William Golding），1954年著。龚志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
西方文明的古希望起源认为：人本身具备兽性；恶是兽性的一种表现，是欲望、激情战胜理智的结果。
《蝇王》可以被看作基于观点的一次关于人类兽性的思想实验。最终作者给出了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失去习俗、法律的约束，人向动物的退化是极速的。
但这部作品没能更进一步。因为文学、哲学在人的兽性这一主题上其实已经言尽了。它们竭尽全力，明言或暗喻，使得这个命题下早已结束了“一切还未被命名，尚需指指点点”的阶段。到这样一种地步，如果作为整体的人类还不能束缚住自身的恶，但那已经不是源于无知，而是明知故犯了。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作品写就的52年后读《蝇王》，我不会觉得它是多么的了不起。
“海螺已不复存在了，此时成了一堆无数白色的碎片。”
《燃烧的原野（El llano en llamas）》，胡安·鲁尔福（Juan Rulfo），1953年著。张伟劼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
鉴于作者的声望，以及文字力有未逮的事实。我只能把这一切归咎于译者了。
我能隐约发现文字在努力地达到某种诗意，但是就这个译本而言，它完全没有达到。
这真让我失望。
“当时正是玉米等待收割的时节，干枯的玉米杆子被刮过平原的大风压弯了腰。所以看着大火在原野上翻滚，实在是壮丽的景象。”
《络新妇之理（絡新婦の理）（上、下）》，京極夏彦，1996年著。王华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读完《魍魉之匣》后，我是疯狂地欢喜上了京极夏彦。可惜此后，先是《狂骨之梦》把眼睛看流血了，接着《铁鼠之槛》也无惊喜，最后一本淡淡的《巷说百物语》，算是彻底解了我“京极夏彦”的毒。
这部《络新妇之理》是09年第一时间买的，结果拖到今年6月份才性起，找出来读。读之前看了评论，有人说是魍魉之外最好的一部，所以我多少抱了些希望。可惜最后还是没让我惊喜。
话说回来，现在让我说魍魉到底比络新妇具体好在哪里，我也未必说得清。大概是，前者虽然也是多条事件线索的串联，但每个人物的动机都很简单明确，所以整体感觉很圆满；相反，络新妇最后是为了要收网，强行让真凶在每件事上都有动机，但这难度反而高于魍魉，于是事情讲不到那么圆满，就多少让人觉得穿凿附会了。
“与其对峙的，是一名染成樱色的女子。”
《重力小丑（重力ピエロ）》， 伊坂幸太郎，2003年著。星野空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9年。
读过两本伊坂幸太郎，这本和《死神的精确度》都是很平淡无奇。
就这本书而言，失败之处是人物关系复杂，但是人物很少。结果基本上一个萝卜一个坑，读者稍加排列组合大概也就知道谜底大概是什么样了。
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一本书。
《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Our Brains）》，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G. Carr），2010年著。刘纯毅译，中信出版社，2010年。
严格意义上，我觉得认为人类作为整体处理不好深阅读和浅浏览关系的担忧是可笑的。作者看到的问题，很多人都看到了。发现问题的人们会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规避或者解决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我从不觉得碎片化的互联网和书籍是对立的关系。这种对立实际上是把形式上的革命（纸媒到比特）误解为内容上的革命（书籍到短文）。相反，我个人认为互联网是书籍的最佳索引形式，是发现书籍的最佳渠道。所以两者不是对立而是互补的关系。
作者认为互联网和书籍对立，认为互联网会消灭书籍，一个核心理由是：互联网在生理上改变了人类，使人类无法再从事深阅读。但如果这是这部书的关键点，那么本着科学态度，针对这一核心命题需要做完整的论证。书中旁证侧引几篇paper的做法，完全不能以理服人。
《士兵的重负（The Things They Carried）》，蒂姆·奥布莱恩（Tim O’Brien），1990年著。刘应诚 / 丁建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很多人都说好。亲历越战战场的作者在用一种平静超脱的文字进行回顾。故事的叙事者非常冷静，冷静地描绘战场细节以及同排士兵的（怪诞？苦中作乐？玩世不恭？）行径。这的确会让我们好奇并尝试去理解那些士兵的状态。
但是说实话，不知是不是题材的问题，我只读了不到一半……
“一路上，我驶过那些名称熟悉的城镇，穿越松林，在草原上奔驰。接着，我到了越南，成为一名士兵，然后，又回到家乡。我幸运地活了下来，但是，这并不是一个令人高兴的结局。我是一个懦夫，我参加了那场战争。”
《兔子强尼（ジョニー・ザ・ラビット）》，東山彰良，2008年著。星野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无力的幽默，生硬的黑色。简而言之，毫无价值。
“花当似樱，兔如强尼。”
《海底捞你学不会》，黄铁鹰著，中信出版社，2011年。
第一次看管理营销成功书，眼睛流血了。
人类已经无法战胜海底捞了。
每一代人都喜欢把自己的经历看成是独特的，把自己的成就和灾难看成是划时代的和史无前例的，这就妨碍了他们对其成就和失败的真正范围和意义进行评估。
…… 如果相信几百年来决定人类行为的力量已经被驯化了，就因为我们（至少是部分地）已经确定了它们是什么，并且给它们命了名，那就太天真幼稚了。
…… 但后来这些机构就开始表现得像所有被赋予了权力的人一样：他们开始为自己篡夺权力，伤害那些权力所自的人们。…… 它们不再被支配：它们支配。不同于早期的篡权者，这些权力机构没有面孔，没有正身。对于任何打骂都无动于衷。它们的权力也许更少炫耀，更少公开宣扬，但它却无处不在，不断增强。那些代表权力的人也许会出头露面，也许会隐身幕后，但就这些人而言，重要的是，他们可以随时被免职和被取代。
…… 他们立刻就明白了：这些独立的反抗者干扰了恐惧者的和谐。因此，权力者将竭尽全力，使用它们所拥有的一切手段，企图让反抗者回到他们认为反抗者应属的地方：由恐惧统治的虚无世界。
当胡斯站在康斯坦斯议会面前时，他们没有试图说服他，或跟他辩论；他们只是简单地，一次又一次地要求他放弃自己的主张。当他被捆绑在火刑架柱上时，他们仍然给了他最后一次机会。这些拒绝讨论这件事或拒绝听取任何事实证据的人提供这个机会，是因为他们想挽救一个无名神学家的性命吗？完全不是：他们只知道，一个放弃了真理、向恐惧屈服的胡斯，一个谦卑地重返他们权力王国的胡斯，将再也不会对他们形成什么威胁。一个不这样的胡斯，无论是活着，还是被烧死，都会继续对他们的世界、对他们残酷的统治形成挑战。这就是迄今所发生的一切，它仍然在持续。
一个处于其内心需要，敢于直面权力者，甘冒一切风险的人，只拥有一个小小的希望：通过他的行动，他将提醒那些当权的人，权力来自何处，权力的起源是什么，他们的职业是什么，也许他会使他们变得多一些人性。然而，对那些当权的人来说，对那些屈服于权力者的人来说，这样的一个目标好像是愚蠢透顶。
可是，对无权者来说，我们的希望就隐藏在那些傻瓜的行为里面。
—— 伊凡·克里玛，1980年1月
（《地下——东欧萨米亚特随笔》，伊凡·克里玛 等著，景凯旋 等译，花城出版社，2010年）
按：上周偶尔谈起UML，想到自己UML、UP（统一过程）的知识有5-6年没更新了，干脆趁没忘光都吐出来。吐槽文，达意第一，术语使用不严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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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嘲笑UML，我们必须追溯UML的初衷，于是我们必须了解现实世界和软件世界之间天然的隔阂。虽然人们对软件已经习以为常，但是软件的构造并不像其他物理工具的制造那样透明。对软件一无所知的人来说，“编程”一词或多或少包含了“魔法”的成分。
如果对软件的内在机制有所了解，就可以更容易地表达软件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即，描述现实世界的自然语言和描述软件世界的机器语言之间的失配（mismatch）。现实世界的需求不能轻易地被机器语言表达，这是鸿沟所在，或者更专业地说，是软件构造复杂度的来源。
一直以来，计算机行业用两种方法降低这种复杂度。第一种方法是对机器语言进行封装——通过引入高级语言、面向对象等概念，使编程语言可以更直接地描述现实世界。
（题外话，这是为什么从数（美）学上看编程语言越来越dirty。因为虽然Lisp很美——美到某本书某页最下方巴掌大的Lisp代码包含了计算的本质，但这种美却不能帮助Lisp更好地描述dirty的现实世界。）
但因为任何编程语言本质上都和图灵机等价，所以编程语言与现实世界的接近程度是有极限的。现存的编程语言依然难以直接描述复杂的现实。
于是计算机行业用第二个办法来弥合现实与软件的隔阂，这就是建模（modelling）——通过建模将现实世界抽象为模型，使现实世界更加清晰精确；编程语言不再直接描述现实世界，而是描述现实世界的模型。
“建模”包含两部分内容：首先是行为（“建”），即如何构造模型的方法；其次是结果（“模”），即作为方法制品的模型。
UML模型是一种用于构造软件的模型，是现实世界和软件世界的有效中介物。UML模型被用来描述现实世界的结构，并保证描述结果和软件结构天然近似。
但UML不是一种建模方法，UML没有定义将现实世界转化为UML模型的建模方法。实际上，使用UML模型的建模方法被称为“Unified Software Development Process（统一软件开发过程，缩写为UP）”。
UP的官方定义语是“用例驱动，以架构为中心，迭代增量的开发过程”。UP以模型为中介，降低软件开发的复杂度，帮助人们更容易地将现实世界的需求转化为软件。UML模型仅仅是UP的制品，而且仅仅是制品中的重要部分。一个未必恰当的比喻：UP是催动UML招式的内功心法。
遗憾的是现实中UP被丢弃、被遗忘、被不为人知。于是产生了各式各样对UML的误用：
– 比如，以为UML用例图就是用例；以为画小人圈圈就描述了需求。实际上，UP中首先要用文档附以领域模型和业务模型描述需求。每个用例都是从需求中抽取，并且是包含参与者、前置条件、后置保证、主要事件流、扩展事件流的完整文字描述。用例图仅仅用来追溯索引用例的图示。
– 比如，以为UML只包含类图；以为类图是银弹；以为使用UML就是画一张事无巨细的类图。其实UP中包含构造系统类图的完整流程方法，这包括：首先抽象现实世界的概念关系构造领域模型类图。而后以用例为中介精化领域类图，从用例中抽取包含新辨识概念关系的分析类图。而分析类图又会在后面的过程中被精化为设计类图，直到被用来指导具体实现。
– 比如，因为各种误用，以为软件开发的复杂性是UML造成的，以为摆脱UML就摆脱了软件开发的复杂性。实际上，软件开发天然复杂。摆脱UML不意味着人们可以用编程语言直接描述（具备一定复杂度的）最终系统。相反人们还是会以“土法炼钢”的方式构造自己的中介物。
此处我也无意为UP布道。不过我想说当我们像上面那样使用UML并造成混乱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嘲笑UML，UML应该嘲笑我们，因为我们才是混乱的根源。
当我们嘲笑UML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嘲笑什么？
UML或曰UP的最大问题在于：它们认为模型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银弹。
实际上以建模来弥平现实与软件的鸿沟，需要经历两个步骤：首先是对现实进行抽象，将现实转化为一种更精确更易理解的模型；第二步则是将模型“具象”到软件世界，即用编程语言实现获得的模型。其中的第一个步骤中，模型作为最终制品很重要；但第二个步骤必须落实到编程语言对软件实现上。
UP没有认清这一点，所以UP没有定义出模型使用的边界，没有给出在抽象过程结束后抛弃模型的时机，也因此没有将注意力集中到编程语言对软件的实现上。相反UP要求对模型不断精化，要求模型不断接近最终的软件。
这导致UML或者更广义建模研究的终极理想成为：通过精化的模型直接生成运行软件，或者更直白地说企图用模型替代编程语言。
然而无论直观感觉，还是多年的研究结果都表明：在企图精确描述软件世界时，模型并不比编程语言更优越——即，在深入到一定细节后，表达等量的内容，模型和编程语言同样复杂（如果前者不是更复杂的话）。
所以以模型替代编程语言的所有努力看上去是注定会失败的。UML是所有这些徒劳无功的形象代言人。
因此，我想，只有当我们看到那些事无巨细的类图、极端精确的时序图，看到那些双向转换模型的纷繁规则，看到那些神似编程语言的“建模语言”时，我们才可以去嘲笑UML。
因为这些多少代表了UML/UP以为自负可以达到，但其实不可能达到的境地。
“名为神祗的生物执着红色闪电，
愤怒和恐惧占据了墨诺提俄斯的心。” —— Titanomachy
当我试着为罗夏（Rorschach）寻找一个神话原型时，我发现了墨诺提俄斯（Menoitios）——愤怒和狂妄的提坦。墨诺提俄斯那暴力的神性最好地映射了罗夏，甚至连粉碎于宙斯闪电的死亡也和罗夏如此切合。
在《Watchmen》的第6话中，Malcolm博士的访谈展示了罗夏神性的由来，那可以追溯到罗夏真实身份科瓦奇（Kovacs）的童年经历。科瓦奇的母亲是一名妓女。作为私生子，科瓦奇眼中的父亲形象由众多嫖客拼凑而成。因此科瓦奇一生都在试图从模糊的形象中辨识“父亲”。墨迹测试同时指出，童年科瓦奇曾因打扰母亲的“生意”而遭到虐待。虐待行为至少在两方面影响了科瓦奇的心灵：首先是偶然窥视到的性行为以及嫖客发现科瓦奇后粗鲁地离去，诱发了科瓦奇强烈的“弑父娶母”欲望；另一方面，母亲的虐待行为作为一个镜像，将暴力倾向根植入童年科瓦奇的心灵。
于是，当10岁面对街头混混对其母的言语侮辱时，科瓦奇第一次将侵犯者辨识为“父亲”，对其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这构成了未来罗夏的基本行为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虐待行为的施加者，科瓦奇的生母部分程度上也是科瓦奇的“父亲”。在第一次暴力行为之后，科瓦奇被带离其母，送入收养院。这期间，科瓦奇没有表现出对母亲的丝毫依恋。整个过程中“母亲”已经从科瓦奇生母中脱离，生母反而成为被科瓦奇摆脱的“父亲”——俄狄浦斯的欲望以这样一种巧妙的方式得到满足。
不过科瓦奇仍然需要一个具体的对象作为“母亲”形象的载体。当离开收养院开始从事处理女性衣物工作后，科瓦奇偶然发现了某（几？）位可以成为“母亲”的女性。于是科瓦奇对“母亲”的需要转化为秘密收藏作为“母亲”女性衣物的行为。不幸的是，科瓦奇收藏衣物的主人在两年之后遭到强奸并被杀害——过程中至少40名邻居听到呼救，但没人报警或采取任何行动。残酷的事实极大刺激了科瓦奇，并再一次激发了其“弑父娶母”的欲望。这一次，由于缺少明确的施害者，科瓦奇将“社会犯罪”这一广义概念辨识为“父亲”。将暴力指向罪犯的同时，通过佩戴受害女性的衣物制成面具，科瓦奇将“母亲”内化到其人格中，以此方式实现“娶母”的欲望。蒙面义警罗夏藉此诞生了。
科瓦奇成为罗夏后，社会犯罪作为“父亲”，而蒙面义警的身份作为“母亲”，于是任何社会犯罪都会被认为是“父亲对母亲的侵犯”，必须使用暴力的手段加以惩戒，惩戒的成功既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又一次满足。值得注意的是，当罗夏这样具有严重暴力倾向的人成为蒙面义警，暴力行为就开始对罗夏的超我产生巨大的重塑作用。因为当超我无法压制本我的暴力欲望时，“惩恶扬善”无疑是用来平衡认知失调的最佳借口。结果随着罗夏不断的暴力行为，其超我对本我的容忍越来越高，相反对罪恶的容忍越来越低。这一过程的持续导致罗夏的超我在某种契机下化身为“道德完人”。
这一契机就是75年的绑架事件。事件的残酷性超出想象——特别受害人又是女性，导致罗夏本我暴力行为质变——第一次杀死罪犯并且是活活烧死这种方式实现。
“透过人体脂肪燃烧的烟雾窥视天空，
上帝不在那里。
只有冰冷的、永恒的黑暗，
我们如此孤独。”
在罗夏看来，那一刻本我消灭的超我，超我（上帝）从罗夏的世界中隐退了，本我的暴力欲望不再受到任何节制。然而事实上，超我没有消失，只是再一次被极端的暴力扭曲了。罗夏的超我化身为善恶分明的道德完人，其对自身暴力行为的“超容忍”，意味着对其他一切犯罪行为的“零容忍”。从此，罗夏开始了不受任何约束、不接受任何妥协的“英雄”生涯，同时也走向了自己的终结。
在《Watchmen》的结尾，维特（Veidt）将一个极吊诡的道德难题抛给所有人：
选项A：真相。1500万人无意义的牺牲。核战。
选项B：谎言。和平。
面对这个难题，所有人——包括《Watchmen》中的宙斯曼哈顿博士（Dr. Manhattan）——都选择了向谎言妥协换取和平。然而对罗夏那个历经扭曲具备道德洁癖的超我而言，维特必须遭到惩罚。另一方面，这种惩罚所蕴涵的毁灭世界的暴力，无疑深刻地诱惑着罗夏。于是，当罗夏说着“Never compromise”迈出维特的城堡时，其本我的暴力欲望又一次超越了界限。
随之而来的，罗夏的超我升华了。其超越了一般“道德完人”的界限。暴力中孕育出了“至善”。墨诺提俄斯的神性降临到罗夏。
接下来就是墨诺提俄斯面对宙斯的时刻。
电影和原著漫画不同，在罗夏面对曼哈顿博士时，加入了一段额外的对话。
Rorschach: “Suddenly you discover humanity? Convenient. If you’d cared from the start, none of this would have happened.”
（罗夏：你忽然又理解了人性？说变就变。如果你一开始就在乎，这一切根本不会发生。）
Dr. Manhattan: “I can change almost anything… But I can’t change human nature.”
（曼哈顿博士：我几乎能改变所有事…… 但是我不能改变人性。）
这是蛇足的。额外的争辩贬低了罗夏。在漫画中，罗夏和曼哈顿博士的对话极为简单。因为，加上维特，《Watchmen》这三个人物都超越了一般人类的感情，获得了某种层面的神性——罗夏从恶中获得了至善；维特从善中获得了至恶；曼哈顿从神力中获得了虚无。但无论价值观的差异，这三人的地位是绝对平等的，绝不会出现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抱怨。
最后，罗夏摘下了面具。因为神性的超我不再需要俄狄浦斯情结作为其行动的内在逻辑，其只依赖于绝对的正义。另一方面，这也是作者有意无意地将罗夏面具背后，科瓦奇本我那懦弱、丑陋的面孔呈现给读者。告诉我们，当执着于暴力的本我因面对死亡而恐惧退缩时，他已经无法压制至善的、直面死亡的超我。
“Do it!”
从这个角度上看，罗夏是《Watchmen》中最具一般意义的英雄。
@Washington & @Philadelphia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 Thomas Jefferson et al.,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New York
“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 George Orwell, Animal Farm
发奋而为，因为再不写就又拖过这个月了……
《一个岛的可能性（La Possibilité d’une île）》，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2005年著。余中先译，文汇出版社，2007年。
很早买的，但之前一直闷得读不完。不过上个月末利用坐飞机的时候进入，竟然很快就读完了。
这本小说的美感建立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是一个“世界观小说”，讲述在一个人类消亡的末世里，克隆人不断阅读母体的“生命叙述”来感受生活。我一向喜欢世界观小说，因为好的世界观小说是在通过狭小的窗口来窥视宏大的设定，这其中有“冰山”的美感。其次，小说由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母体达尼埃尔1第一人称的生活经历，另一条是克隆人对母体生活经历的诠释。而后者因为已经失去了一部分人的能力——比如无从理解“笑”的含义，使得其诠释产生经典的“陌生化”效果。这种无情感诠释对达尼埃尔1叙述的消解，也为小说贴上了虚无主义的标签。
稍有遗憾的是，小说的后1/3，也就是叙述的两条线索开始汇聚之后。先是达尼埃尔1逐步拨开“克隆人叙述机制”诞生的面纱，另一方面克隆人又走出“牢笼”进入“世界”去发现“可能之岛”。我以为从这一段直到尾声达尼埃尔24见到大海，破坏了末世不可知的美感——当然可能是为了完结故事不得不做的妥协。
不论怎样，这本小说完全打动了我。
“尽管我认真阅读了达尼埃尔1的生命叙述，我始终没能彻底明白人们说到的爱情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并没有把握住他们赋予这个词的众多的、互相矛盾的全部意义；我把握住了性别搏斗的粗野，情感隔离那无法忍受的痛苦，但是我始终看不出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抱有希望。在这些相反的憧憬中，他们可以建立起一种综合形式。”
《巨兽（Leviathan）》，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1992年著。焦晓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这是《纽约三部曲》之后，读的第二本奥斯特。而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三部曲里的最后一个故事——两者有着几乎相同的结构：
主人公是个作家，但有一个写作能力更为出色的朋友。这个朋友才华横溢、极具个人魅力，而且稍有一点神经质。在某种机缘巧合下，朋友忽然从意外中领悟“生活的本质”——有些近似于禅宗的顿悟。伴随顿悟的是其生活轨迹的巨变以及从主人公生活中的消失。故事最后，朋友和主人公偶然的碰面，使主人公得以了解一定的“真相”，以讲述整个故事。而朋友则迅速地走向自我毁灭。
虽然奥斯特笔下的“朋友”最后选择的生活方式迥异——恐怖分子或者避世者，但他们不约而同地显示着某种“浪漫”、“理想”的特质。这种“浪漫”和“理想”其实一直若隐若现在他们过去的生活中，被“秩序”所压制，但是意外使“秩序”彻底地从他们的生活中退让。从此他们成了实践的“理想主义者”。不幸的是，这种“理想”也导致了毁灭。
那么在这过程中，奥斯特到底想表达什么呢？至少在我看来，理想或者秩序只是个人选择，并不存在优劣的区别，而在背景之上凸显出的只有命运的偶然和巧合。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因此我们无处获得帮助，只能求助于彼此。民主不是来自赏赐，我们必须每天奋斗争取民主，否则就会面临失去民主的危险。惟一可供我们支配的武器就是法律。如果忽视孩子，那我们就是自我毁灭。只有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目前的存在才有意义。”
《金融的逻辑》，陈志武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
雷指推荐。我承认之前我不觉得有读一读经济方面内容的必要。我更关心类似权利、自由、平等这类概念。如果认为经济是一门数学为基础的科学，那么这和政治哲学是完全不相关的；而如果认为经济繁荣是政治的目的之一，那么我觉得可以避免细节，而更多去纠缠繁荣和其他几个名词的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在一个人人都“懂”经济的时代，我在聊天中总会陷入“货币战争”的泥潭——经济形势好的国家都是“金融阴谋论”的邪恶国家，而经济形式差的国家则一律是失败国家——其结果是否定任何政治上的优劣。
回到这本书，作为各种报刊杂志文章的合集多少有些啰嗦。我在豆瓣上的记录了是：“没时间的话看序言和最后的话就行了。大概讲了三件事：1. 现代金融是跨时间空间的交换活动，因此加强了资本的“流通性”，好处无穷；2. 现代金融需要建构在良好的制度（特别是法治）上；3. 儒家的“家”观念是一种隐式契约的金融活动，所以传统中国文学的“家”很功利，相反西方资本主义的血亲关系和经济活动相分离，所以血亲关系是跟纯粹的亲情。最后这点很有意思，因为他的观点和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观念正好相反。”
另外推荐一下，前几天在海德沙龙看到的一篇文章《经济学：治国术、伦理学还是科学？》。
“经济学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终究是因为学界始终没有澄清一个根本问题：经济学究竟是科学还是伦理学？假如它是科学，就没有理由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也无须为制度和政策作出道德评判，充其量只需要评估其现实后果，假如它是伦理学，那么它目前所采用的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是否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与伦理学的其他分支相比，它是否显示了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
《地球防卫少年（ぼくらの）》，鬼頭莫宏，2004-2009年连载。台湾长鸿出版社，译者不详。
我还在看动漫的时候看过动画版。动画版比较早，超过连载的部分就和漫画没什么关系了——比如动画里可奈活了下来，但漫画里可爱西姆竟是最好的人！漫画07年前后也追过，但没追下来。上个月偶然发现已经完结，花了一个晚上看完的。
总得来说，漫画的人物刻画更细腻一些。虽然上尉、宇白、可奈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无可救药的八点档电视剧，但是像千鹤、洋介处理就很有味道。另外孝美、洋子、宽治的战斗也都有变化，不像动画里一味卖3D CG。
值得一提的是，漫画里的几处留白非常棒。比如洋介的战斗过程完全隐去堪称经典——比动画里说“质量越大，能力越大”不知高了几个级数。此外宇白扫荡、可爱西姆最后一战的处理虽然类似，但是都很到位。
– “好了，敌人来了。我能再做一件跟我不搭的事吗？”
– “什么事？你应该不需要请求我允许吧？”
– “因为那算是，男孩子的梦想吧。”
《我如何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How I Became a Famous Novelist）》，斯蒂夫·赫利（Steve Hely），2009年著。王秀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
玩笑书。讲主人公如何为了让前女友在婚礼难堪，靠着抗抑郁药物在屋里憋出一本畅销小说的故事……
宣传说这书很有争议，但我倒觉得至少在倒数第二段——也就是主人公的电视台辩论那部分——作者多少有点想拨乱反正的意思。只可惜前面用力过猛，到这里对手早就被刻画成骗子，说得再好，也让读者觉得那是一种修辞术而已了。
“在1653年，当举国所有神圣的东西遭到破坏和亵渎的时候，罗伯特·雪雷爵士建起了这座教堂，以一己之力在一个最坏的时代中做出了最好的事情，在灾难的时代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法则1：拒绝真相。…… 法则16 ：包含植物的名字。”
《足球经济学（Soccernomics）》，西蒙·库伯（Simon Kuper） / 史蒂芬·西曼斯基（Stefan Szymanski），2009年著。马睿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年。
同样是看着玩的，写得也凌乱。有一些有趣的观点，比如：足球从来都不是生意（再精明的足球经理在真正的商业人士看来都是sb）；球迷从来不要公平等等。不过也就仅此而已。
另外，书里说到点球小纸条的事，绘声绘色地讲了07-08赛季欧冠决赛点球大战，范德萨如何吓退了可怜的阿内尔卡。我真的遵照书中指示去youtube上看了视频，也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
《拉丁美洲革命现场——一个香港独立记者的真相之路》，张翠容著，法律出版社，2010年。
我没学过新闻啥，不过我觉得既然标题称“记者”，那么无所谓独立与否，中立性多少要有些的。
否则像这本书，所有人物访谈都要先表明被访者的“阶级”，然后还补上几句类似穷人多少都有革命性，富人则都是反动的。不管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也让人觉得没法看呀。
总之，除去少数风土人情，是让人很失望的一本书。
写完这篇发现大概会被人理解成替巴萨狡辩…… 其实我真没这个意思，主要后面再展开篇幅就太长了。看哪天再写写巴萨的原罪吧，如果我还打得起精神的话，因为这个三部曲已经算写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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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完巴萨和穆里尼奥的足球，终于可以谈谈最后的敏感话题——欧足联对巴萨的偏袒，或曰“干爹论”。
1. 现行足球裁判制度的结构性不公
只要观察一下欧冠抽签频发的“小概率事件”，大概没人相信欧足联完全不干预欧冠赛事。不过简单把巴萨近年来的“误判获益”完全归功于欧足联的直接操纵，那未免不是一种智力上的懒惰——如果打算操纵比赛，屡次的争议红牌差不多是最糟糕、最低级的方式。
事实上，我以为巴萨在裁判方面获益的原因不比很多同样获益的球队特别，其本质源于现行足球裁判制度的结构性不公。以现代足球的运动速度、场地大小和裁判人数，加之国际足联对录像回放的偏执态度，误判几乎是当今足球比赛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误判进一步导致不公的原因在于，当裁判需要瞬间凭直觉做出判断时，“强队会获胜”这一心理预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裁判——其中“强队”既是名声上的也是当时场面上的——这使得误判的获益方往往是强队，并构成了现行裁判制度对强队的系统性偏袒。
另一方面，舆论对这种不公又极度敏感。因为长期看，“强队总是从误判收益”这一问题，很容易使处于弱势地位的“受害方”产生妄想，并在赛后通过“裁判问题”来平衡球队失利导致的认知失调。比赛双方实力、名望越接近，队伍及其拥趸的认知失调就会越强烈，也就会更激烈地制造出“裁判问题”的舆论。其结果就是，几大联赛每年都不能免俗的“夺冠球队操纵裁判”阴谋论。
巴萨近两年来的遭遇大概是以上模式的集大成者。首先巴萨足球近年来无论在名声还是场面上造成的压迫感，毫无疑问会导致裁判更多的偏斜。另一方面，其史无前例地几乎横扫欧陆各大联赛的争冠集团球队，无疑造就出了数量最多的“受害者”群体。
然而这一切也只是孕育“干爹论”的土壤，企图理解为何这一成分复杂的“受害者”群体团结一致地挥舞起“干爹论”的大旗，我们就必须寻回最初那粒种子——我们必须回到2009年5月7日的斯坦福桥，看看那之前和那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2. 2009年5月7日发生了什么
当两年后“干爹”已经成为一个烂俗词汇，批评者用来支持“干爹论”最有力的论据依然是斯坦福桥的那场比赛。这是巴萨近年来所有争议的比赛中看上去最有阴谋的一场。而在我个人看来，至少这一次，阴谋确实存在。但如果对09年的足坛情势稍作回忆，我们却不难发现当初的阴谋论核心并不指向“干爹”或者“保送巴萨”——09年，“保送巴萨”只是另一个更大“阴谋”的副产品，那时欧足联的首要任务是“打压英超”。
自07年上任，普拉蒂尼一直着力于足球世界中的“平等”——这包括足球强国与弱国、大联赛与小联赛、豪门与小球会之间的平等。对于这样一个追求“平等”的普拉蒂尼来说06-07、07-08两个赛季无疑是灾难性的——英超强势崛起，连续两个赛季垄断欧冠半决赛的三个席位，08年的欧冠决赛更成为英超内战。这样的背景下，当英超在08-09赛季再次掌握四分之三的欧冠半决赛席位并且曼联率先进入决赛之后，欧足联显然不能允许决赛再次上演英超内战。
如果真存在阴谋，我想以上就是对09年5月7日奇怪事件最合理的解释。但这个解释中，巴萨不过是一个被利用的角色，一个幸运的获利者，最后又承担起部分代人受过的罪责。5月7号比赛后整体的舆论倾向也反映出这一点——那是一系列为切尔西的鸣冤叫屈以及对赫宁与其背后欧足联的谩骂指责。其中虽然夹杂有对巴萨的批评，但所谓“干爹”的说法更多只是少数人一时的小机灵，绝没有汇集成为一种潮流说法。
然而现实是吊诡的。最终我们发现欧足联在最不恰当的时机介入了比赛，因为那一年（或者精确到5月7号的斯坦福桥）恰恰是足坛情势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3. 那之后，以及干爹的诞生
对于巴萨来说，09年是旧有的小罗、埃托奥、哈维核心解体，哈维、伊涅斯塔、梅西新核心确立的一年。那一年在瓜迪奥拉这个土生土长的拉玛西亚教练的带领下，巴萨完成了新的整合。如果对比09年前后的巴萨，我们会发现新的巴萨踢得更整体、更流畅，当然也更多倒脚、更缓慢。总之巴萨从09年开始更加明确地践行了其工程足球的理念，也展现出前所未见的战斗力。
另一方面，出乎人们意料的是，英超恰恰从09-10赛季开始盛极而衰。利物浦贝尼特斯体系的崩溃、切尔西因为阿布银根紧缩而造成不可避免的老龄化以及阿森纳这个永远的“青年禁卫军”，虽然曼联和弗爵爷依然坚挺，但英超显然不再具备之前的统治力。
所以我认为，假设欧足联没有强行介入09年5月7日的比赛。在接下来的赛季中，巴萨的崛起和英超的衰落会自然发生。然而欧足联的人为操弄让一切变了味道，从那时起阴谋论的影子彻底笼罩了巴萨的重新崛起，使这一切从一开始就处于名不正言不顺的状态。
对于巴萨来说更糟糕的是，穆里尼奥作为巴萨的对立面，深深地介入了整个演变的过程。事实上，穆里尼奥的个人魅力使得人们在其离开一年多后，仍然倾向将09年的切尔西看作他的球队。而之后两个赛季，无论出于故意还是巧合，巴萨连续遭遇穆里尼奥。穆里尼奥的翻译出身、波尔图出道的经历，使其一直具备草根英雄的特征；在切尔西屡次得罪英足总、欧足联，更赋予其反抗权威的形象。穆里尼奥又同时具备与巴萨同宗异种的渊源，并且双方在穆式切尔西时代就奉献了一系列的令人难忘经典对决。因此穆里尼奥与欧足联、巴萨的双重矛盾，使其成为后两者的天然粘合剂，其“高分贝”地介入使人们更加自然地接受了巴萨与欧足联“苟合”的观点。
从这个意义上说，巴萨的崛起、英超的衰落、欧足联和穆里尼奥的介入，这些合力共同确立了以巴萨为代表的欧足联官方和以穆里尼奥为代表的反抗力量之间的二元对立话语体系。
“干爹”就在这个对立中正式地诞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