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奋而为，因为再不写就又拖过这个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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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岛的可能性（La Possibilité d’une île）》，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2005年著。余中先译，文汇出版社，2007年。

很早买的，但之前一直闷得读不完。不过上个月末利用坐飞机的时候进入，竟然很快就读完了。

这本小说的美感建立在两个方面。首先，它是一个“世界观小说”，讲述在一个人类消亡的末世里，克隆人不断阅读母体的“生命叙述”来感受生活。我一向喜欢世界观小说，因为好的世界观小说是在通过狭小的窗口来窥视宏大的设定，这其中有“冰山”的美感。其次，小说由两条线索展开，一条是母体达尼埃尔1第一人称的生活经历，另一条是克隆人对母体生活经历的诠释。而后者因为已经失去了一部分人的能力——比如无从理解“笑”的含义，使得其诠释产生经典的“陌生化”效果。这种无情感诠释对达尼埃尔1叙述的消解，也为小说贴上了虚无主义的标签。

稍有遗憾的是，小说的后1/3，也就是叙述的两条线索开始汇聚之后。先是达尼埃尔1逐步拨开“克隆人叙述机制”诞生的面纱，另一方面克隆人又走出“牢笼”进入“世界”去发现“可能之岛”。我以为从这一段直到尾声达尼埃尔24见到大海，破坏了末世不可知的美感——当然可能是为了完结故事不得不做的妥协。

不论怎样，这本小说完全打动了我。

“尽管我认真阅读了达尼埃尔1的生命叙述，我始终没能彻底明白人们说到的爱情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并没有把握住他们赋予这个词的众多的、互相矛盾的全部意义；我把握住了性别搏斗的粗野，情感隔离那无法忍受的痛苦，但是我始终看不出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抱有希望。在这些相反的憧憬中，他们可以建立起一种综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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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兽（Leviathan）》，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1992年著。焦晓菊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这是《纽约三部曲》之后，读的第二本奥斯特。而这个故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三部曲里的最后一个故事——两者有着几乎相同的结构：

主人公是个作家，但有一个写作能力更为出色的朋友。这个朋友才华横溢、极具个人魅力，而且稍有一点神经质。在某种机缘巧合下，朋友忽然从意外中领悟“生活的本质”——有些近似于禅宗的顿悟。伴随顿悟的是其生活轨迹的巨变以及从主人公生活中的消失。故事最后，朋友和主人公偶然的碰面，使主人公得以了解一定的“真相”，以讲述整个故事。而朋友则迅速地走向自我毁灭。

虽然奥斯特笔下的“朋友”最后选择的生活方式迥异——恐怖分子或者避世者，但他们不约而同地显示着某种“浪漫”、“理想”的特质。这种“浪漫”和“理想”其实一直若隐若现在他们过去的生活中，被“秩序”所压制，但是意外使“秩序”彻底地从他们的生活中退让。从此他们成了实践的“理想主义者”。不幸的是，这种“理想”也导致了毁灭。

那么在这过程中，奥斯特到底想表达什么呢？至少在我看来，理想或者秩序只是个人选择，并不存在优劣的区别，而在背景之上凸显出的只有命运的偶然和巧合。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因此我们无处获得帮助，只能求助于彼此。民主不是来自赏赐，我们必须每天奋斗争取民主，否则就会面临失去民主的危险。惟一可供我们支配的武器就是法律。如果忽视孩子，那我们就是自我毁灭。只有对未来充满信心，我们目前的存在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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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逻辑》，陈志武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

雷指推荐。我承认之前我不觉得有读一读经济方面内容的必要。我更关心类似权利、自由、平等这类概念。如果认为经济是一门数学为基础的科学，那么这和政治哲学是完全不相关的；而如果认为经济繁荣是政治的目的之一，那么我觉得可以避免细节，而更多去纠缠繁荣和其他几个名词的关系。然而不幸的是，在一个人人都“懂”经济的时代，我在聊天中总会陷入“货币战争”的泥潭——经济形势好的国家都是“金融阴谋论”的邪恶国家，而经济形式差的国家则一律是失败国家——其结果是否定任何政治上的优劣。

回到这本书，作为各种报刊杂志文章的合集多少有些啰嗦。我在豆瓣上的记录了是：“没时间的话看序言和最后的话就行了。大概讲了三件事：1. 现代金融是跨时间空间的交换活动，因此加强了资本的“流通性”，好处无穷；2. 现代金融需要建构在良好的制度（特别是法治）上；3. 儒家的“家”观念是一种隐式契约的金融活动，所以传统中国文学的“家”很功利，相反西方资本主义的血亲关系和经济活动相分离，所以血亲关系是跟纯粹的亲情。最后这点很有意思，因为他的观点和我们的意识形态教育观念正好相反。”

另外推荐一下，前几天在海德沙龙看到的一篇文章《经济学：治国术、伦理学还是科学？》。

“经济学之所以陷入这样的困境，终究是因为学界始终没有澄清一个根本问题：经济学究竟是科学还是伦理学？假如它是科学，就没有理由承担价值判断的任务，也无须为制度和政策作出道德评判，充其量只需要评估其现实后果，假如它是伦理学，那么它目前所采用的方法论和分析工具是否适合承担这一任务？与伦理学的其他分支相比，它是否显示了自己独立存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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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防卫少年（ぼくらの）》，鬼頭莫宏，2004-2009年连载。台湾长鸿出版社，译者不详。

我还在看动漫的时候看过动画版。动画版比较早，超过连载的部分就和漫画没什么关系了——比如动画里可奈活了下来，但漫画里可爱西姆竟是最好的人！漫画07年前后也追过，但没追下来。上个月偶然发现已经完结，花了一个晚上看完的。

总得来说，漫画的人物刻画更细腻一些。虽然上尉、宇白、可奈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无可救药的八点档电视剧，但是像千鹤、洋介处理就很有味道。另外孝美、洋子、宽治的战斗也都有变化，不像动画里一味卖3D CG。

值得一提的是，漫画里的几处留白非常棒。比如洋介的战斗过程完全隐去堪称经典——比动画里说“质量越大，能力越大”不知高了几个级数。此外宇白扫荡、可爱西姆最后一战的处理虽然类似，但是都很到位。

– “好了，敌人来了。我能再做一件跟我不搭的事吗？”
– “什么事？你应该不需要请求我允许吧？”
– “因为那算是，男孩子的梦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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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如何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How I Became a Famous Novelist）》，斯蒂夫·赫利（Steve Hely），2009年著。王秀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

玩笑书。讲主人公如何为了让前女友在婚礼难堪，靠着抗抑郁药物在屋里憋出一本畅销小说的故事……

宣传说这书很有争议，但我倒觉得至少在倒数第二段——也就是主人公的电视台辩论那部分——作者多少有点想拨乱反正的意思。只可惜前面用力过猛，到这里对手早就被刻画成骗子，说得再好，也让读者觉得那是一种修辞术而已了。

“在1653年，当举国所有神圣的东西遭到破坏和亵渎的时候，罗伯特·雪雷爵士建起了这座教堂，以一己之力在一个最坏的时代中做出了最好的事情，在灾难的时代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法则1：拒绝真相。…… 法则16 ：包含植物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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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经济学（Soccernomics）》，西蒙·库伯（Simon Kuper） / 史蒂芬·西曼斯基（Stefan Szymanski），2009年著。马睿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年。

同样是看着玩的，写得也凌乱。有一些有趣的观点，比如：足球从来都不是生意（再精明的足球经理在真正的商业人士看来都是sb）；球迷从来不要公平等等。不过也就仅此而已。

另外，书里说到点球小纸条的事，绘声绘色地讲了07-08赛季欧冠决赛点球大战，范德萨如何吓退了可怜的阿内尔卡。我真的遵照书中指示去youtube上看了视频，也真的什么都没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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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丁美洲革命现场——一个香港独立记者的真相之路》，张翠容著，法律出版社，2010年。

我没学过新闻啥，不过我觉得既然标题称“记者”，那么无所谓独立与否，中立性多少要有些的。

否则像这本书，所有人物访谈都要先表明被访者的“阶级”，然后还补上几句类似穷人多少都有革命性，富人则都是反动的。不管你说的是不是真的，也让人觉得没法看呀。

总之，除去少数风土人情，是让人很失望的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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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俩月被开题搞得焦头烂额，书也就看了这些，笔记也写得潦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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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帝制的衰落（The Fall of Imperial China）》，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1975年著。邓军译，黄山书社，2010年。

这是我在豆瓣上关于本书的一段简短记录：

“儒家经典缺少关于何为‘善治’的清晰定义，这导致王朝循环中，政治制度的变化没有明确的方向。清末，西方意识形态的输入切断了‘君-臣’的结构。但是通过‘排外’进而‘反现代化’引导的民众革命，没能启蒙民众，改变‘臣-民’这一结构。结果是失去专制权力制衡的官僚权力无限膨胀，直到今天。”

我当时自以为这段话说出了某些道理。不过关于“善治”的方向性的问题，现在看多少有些想当然了。为什么西方政治制度能不断改进，而中国则陷入某种循环，大概不能仅仅从缺少明确的目标来考虑，大部分还是方法论的问题。实际上，“善治”缺乏定义本质上也是方法论的问题。

“关于翻译，个人觉得前半部分还好，后面确实比较糟糕，尤其第九章”，这同样是豆瓣中记录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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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代笔（Ghostwritten）》，大卫·米切尔（David Mitchell），1999年著。方军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

去年底读了《云图》，所以这是第二本大卫·米切尔。就我个人而言，我欣赏短篇小说多余长篇。因为从精致和完美的角度去看，短篇小说无疑比长篇有着先天的优势。而从速度上讲，短篇小说可以让我在一班地铁上读完，不必过于牵肠挂肚。

关于米切尔这两本书，与其说是长篇小说，倒不如说是短篇小说集。米切尔有一种办法，利用伏线把短篇小说的故事串联起来，藉此把短篇小说集伪装成长篇小说。然而我以为这更像是某种讨巧的策略，因为这些伏线没有让故事发生“格式塔”的变化。抽离这些伏线，我对于这些短篇的好恶不会有什么变化。我想这是目前读到的米切尔唯一让我遗憾的地方。

当然绝不是说这两本书不值得一读。有一类作品，当你读完之后，你会根本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被写出来的，你会疑惑这个作者到底读了多少书、看了多少风景才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圣山”、“蒙古”就是这样。

“你好，我是动物园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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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网——互联网产品经理改变世界》，王坚著，人民邮电出版社，2010年。

阴谋改行，就随便找了本书看了看。作为认真学习过软件工程的学术男，讨论一下“产品经理”这个概念的出现也是挺有趣的。从传统软件开发经典的瀑布模型上看，软件开发分为需求-分析-设计-实现-测试五个阶段，所谓产品经理大概就touch需求过程和分析的一小部分。所以本质上产品经理应该对应传统软件开发需求分析师的角色。

这里的传统软件开发一般指“甲方-乙方”的结构。软件开发团队作为乙方，首先由需求分析师通过客户访谈、问卷等等手段确定甲方的需求，并将需求以需求文档的形式提供给软件分析（UP中的面向对象分析）部门，并协助分析部门生成粗粒度的软件概念模型（UML类图、界面原型等等），再进一步设计开发。

不过到了互联网软件开发，这个结构发生了变化：因为互联网软件开发不存在特定的甲方。互联网软件开发甚至和传统意义上的桌面软件也不同，后者一般由更加精确的用户群。互联网软件从一开始就面对极不确定的用户群。这使得需求阶段本就脆弱的客户访谈、问卷等手段几乎彻底失效。其结果是互联网软件的需求分析，与其说存在某种特定的方法，倒不如说仰赖需求分析师所谓的“互联网直觉”。

到这个地步，互联网应用的需求分析师和传统软件的需求分析师，从能力要求上讲，几乎成了两个完全不同职位。我猜想为了增加辨识度，人们援用了其他行业的一个职称来定义互联网应用的需求分析师。

从这个角度看“产品经理”概念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也能说明：为什么“产品经理”这一说法在近4-5年忽然兴起——这正对应Web2.0浪潮；以及为什么看上去产品经理没有针对性的能力要求——事实上传统软件开发就一直为需求头疼，互联网用户的泛化则使得需求分析彻底沦为了某种“哲学问题”。

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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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好些了吗——吴虹飞名人访谈录》，吴虹飞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吴虹飞在《南方人物周刊》的访谈结集。这一篇都挺好的。我大概说不出什么比书里的内容更好的话了，所以只能对书名吐吐槽。

这是07年的书，如果把书名看成一个问题，那么4年后，我只能说，这个世界大概好不了了。

“我以前喜欢在作品中建立另外一个秩序，用它来影射生活，但是现在我觉得，根本没有这样的必要。日常生活有很多奥妙，这个奥妙并不需要别样的方法来体现。”—— 格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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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倚天屠龙史》，新垣平著，万卷出版公司，2011年。

如果去掉那些玩票似的“三体”以及我党的包袱，这本书简直神了。我太喜欢关于赵敏和张无忌相爱的心理分析了。

“在和明教的斗争中，这一内在关系发生了转化。绿柳山庄战役无疑是一次可耻的失败；在武当山的计划也同样失败了；而最可悲的是万安寺的惨败。在一系列失败中，受到沉重打击的无疑是她作为一个成功的男性统治者的幻想中的自我认同。这足以把一个普通的男人击垮，但这一打击却只是帮助她粉碎了自己的幻想，而完成了她对自己心理的转型，让她作为女性的人格占据上风。由于被打垮的实际上是她父亲或者哥哥的内在投射，因此她在这一过程中更加感到了复仇的快意。明教所击败的不仅是她本人，而也是她竭力想要认同的蒙古精英男性们。既然这种认同不可能实现，那么她宁愿选择和他们的仇敌一起毁灭对方，这里存在着一种变种的弑父情结。因此就产生了赵敏对张无忌的爱情：不仅由于这个男人有助于实现她最隐秘的愿望，也因为她的中国化教育让她作为女性的一面更容易认同汉人。而和张无忌的浪漫关系，让她充分释放了自己的被压抑的人格。现在她的权力欲只剩下了一点，就是对这个男人的控制，而我们看到了她是如何坚决地贯彻了这一点的。”（引自《赵敏：一部心理传记》，牛津，2002，230-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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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滞的帝国（The Immobile Empire）》，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1992年著。王国卿译，三联书店，2007年。

这本花了我3个月时间才断断续续看完，到中间我就完全不把他当历史书，完全当小说来看了。如果坚持看完这本书，你就会发现现代小说讲的疏离、荒谬，并不是一些受迫害狂的妄想。它们是确实存在的。因为无论从清廷看马戛尔尼还是从马戛尔尼看清廷，我们都能发现彻头彻尾的荒谬。

读完这本书，另一个基本上没有联系的想法是关于费米悖论的。其实费米悖论一直有一个很强的基于西方文明的假设，就是文明发展到最后一定科学的。实际上，仅仅以地球这个样本来看，除了希腊那一小块地方，地球其他文明没有哪一个可能走上科学的道路，也就更不要说发展出星际航行技术呢。那么如何能证明在宇宙中，科学文明是一个常见的选项呢。如果科学文明在宇宙中是稀疏的，那么费米悖论就不攻自破了。

我想从这个角度确实可以攻击到费米悖论，因为这个悖论始终在科学的范畴里讨论问题，却没有注意到科学以外的可能性。当我们不从科学，而从文化去重新考虑费米悖论，它看上去便不那么稳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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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白（告白）》，凑佳苗（湊かなえ），2008年著。丁世佳译，哈尔滨出版社，2010年。

说实话，我现在挺讨厌一出个变态最后就说是恋母情节作祟的。特别在一黑暗系的小说里恋母未免太阳光了吧。最差也得来个无理由犯罪才说得过去。所以我觉得停在第一篇《神职者》就好了，后面蛇足反而把整个故事冲淡了。

所以，不如看电影吧，有大小美女可以看，还省了时间。

“我的话到此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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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准备的谋杀》，蒋峰著，中信出版社，2011年。

蒋峰多少让我失望了。第一、二部分还是很四平八稳的套路。到了在路上的部分就开始脱线了，就算明知道是为最后那个团圆结尾做不伦不类的铺垫，也几乎搞不清楚人物的情感到底是如何发展的，篇幅还那么长。至于最后的结局简直让人崩溃，推理不是这样的呀。如果不给伏笔，最后就说所有人其实都是带头大哥的小弟，都因为这样和那样的原因被大哥控制，那任何故事里的任何人都可以在最后被指定成大反派。这是出人意料，但毫无公平性可言的……

另外就是如果一个角色死得很糗，但一开始就不要渲染得他很nb，让读者移情……

还有就是有必要搞得这么重口味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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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孔飞力（Philip A. Kuhn），1990年著。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寒假期间写了四篇长文，其中叫魂的书评是我觉得其中立意最好的，全不似三体和苍井空那两篇纯为调笑。可惜从结果上看，叫魂这篇却写得最差。托辞说不走心，比如回头看如果当初的大段摘抄全改成复述，文章的感觉会很不同。不过另一方面，心里清楚自己的浅薄，一写起这样的东西，短板就曝露无疑。真让人扰恼。

这本书的妙处有二。一是阐明了所谓的“君主官僚制度”内部君主与官僚、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的互动方式，这有助于理解清朝乃至帝制中国的朝廷为何以及如何处理事件。二来本书最后一章从全局角度阐述了君主、知识分子、民众之间的结构，特别是其中引入“受困扰社会”这一概念。我认为这个概念或多或少地揭示了中国社会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的一些系统性缺陷。这是中国社会近两个多世纪来，某些灾难频繁发作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在未来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之一。

“一旦官府认真发起对妖术的清剿，普通人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的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恶棍或良善——都可以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他人成了普通人的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力。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某种解脱；对害怕受到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想得到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力量；对虐待狂，它则是一种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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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Pantaleón y las visitadoras）》，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1973年著。孙家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

我们读小说序言评论时，常能看到一个说法叫“小说的可能性”，对作家很nb的评价之一就是“扩展了小说的可能性”。这种说法多少有一些玄的东西在里面，比如人们特喜欢说博尔赫斯扩展了小说的可能性。我们第一次读博尔赫斯一定会觉得这和我们读的那些小说不同，但是究竟为什么不同就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了。

当然这个例子举得未必好，因为此处的玄更可能是博尔赫斯小说本身的玄，而不是“小说可能性”这一说法的玄。吴晓东老师就曾经说博尔赫斯写的是“玄想小说”。比如《秘密的奇迹》里，我们没法简单说这是一个结构上的实验，因为有一些东西藏在克莱门蒂诺图书馆的四十万册藏书中某一卷某一页的某一个字母里——你会发现即使脱离了不同的故事时间、叙述的嵌套，这一说法依然保持着它固有的魅力。

扯远了，其实我是想说，某些时候我们还是会在读一部小说的时候，特别直白地体会到“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而略萨的《潘达雷昂上尉和劳军女郎》就是这样的小说。

你看，我甚至不能从这部小说中截出一句话来作为摘抄，因为所有碎片结合成了如此完整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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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韩松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韩松一直是有争议的作家，批评他的人（安替算是最新一个）直言不知道他在写什么。

这里的奇妙之处在于，很多人读小说时，如果这小说不是现实的，就一定要确认出它是现实的某种反映——比如地铁反映工业文明、地铁惊变就反映工业文明下人的异化。然而这是一种多么无聊阅读方法呀。小说的魅力不恰恰藏在它与现实之间那些晦暗不明的隐喻中嘛？作为读者，我们该去试着理解那些隐喻，因为这样我们才不会面对完全的无意义。然而另一方面，我们是否应该把模糊的隐喻落实呢？一旦落实，小说还是活的小说嘛？我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该问，像韩松这样的小说到底在讲什么，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犯有谋杀的企图。

写到这，我倒是又想到了另一种小说的读法——某种“逻辑病”。患有“逻辑病”的人特别喜欢用完整的逻辑链条去取代小说中模糊的隐喻。我想到的例子倒不是小说。押井守电影版“空中杀手”的观众就特别喜欢挖掘Teacher的含义（宽恕那些科幻宅吧），他们一会儿发展处Teacher是AI的理论，一会儿又搞出一套Teacher是水素老情人的说辞。实际上他们并不是在挖掘Teacher的含义，而只想要把Teacher从一个隐喻变成实在人物。也许对他们来说，故事里每一个名词都必须有实在的意义。这好无趣。

“他们以蚁的形态，以虫的形态，以鱼的形态，以树的形态，成群结队、熙熙攘攘向不同的中转口蜂拥而去。在无数的站台上，一组组的列车，正整装待命，预备向不同的世界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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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血（Wise Blood）》，弗兰纳里·奥康纳（Flannery O’Connor），1952年著。蔡亦默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

这本读得偏快了，没抓住太多东西。

有意思的地方是，故事中的视点曾聚焦到其中几个主要人物——黑兹尔、伊诺克、萨巴思、女房东等等。但是叙述里的聚焦既不是内聚焦也不是外聚焦。比如当视点转移到黑兹尔时，它不仅仅描述黑兹尔的行动，而是包含了一定量的心理活动——黑兹尔做决定的原因，甚至还为此追溯到回忆中。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分析这些想法的话，又会发现这些想法并没有真正进入人物的内心，理由背后更深层次的意念是隐而不显的。因此虽然我们看似了解了人物的动机，但是又不理解这些人物。

不过写完上面那段之后，晚上听了一点课（这本书是“1945年后的美国小说”第二本阅读书目），我才发现可能是我的阅读背景有问题。“1945”上重点谈到了奥康纳的天主教背景，这让我意识到缺乏必要基督教文化背景——对赎罪、基督、圣心这些概念的无反应——可能才是我认为人物深层次动机不明的真正原因。

错误的理解会不会催生一种有趣的写法？

“‘我喜欢他那双眼睛，’她观察得很仔细，‘总是一种视而不见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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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笫之间（In Between the Sheets）》，伊恩·麦克尤恩（Ian McEwan），1978年著。周丽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这本读得也颇失望，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静下心读。

两碎片。背景知识问题，一开始我没读懂这是一篇末世小说，发现之后重读还算读出点味道来。但这就是唯一一篇……

色情和既仙即死，让我觉得除了畸恋之外就没有东西了。宠猿好一些，因为除了畸恋之外还能剩下一点点什么——面对打字机把自己的作品重新敲一篇，但这和畸恋有毛关系…… 心理之城就是那种你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的东西。一来一去？干脆没看。

段子是：床笫之间，床第之间，我不认识字……

“现在我在这里，但要她在椅子里转过身并注意到我，似乎是一个不可能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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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批评导引》，王先霈/胡亚敏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看这种书就和看谭浩强的《C程序设计》差不多。虽然未来你很可能看不起这样的书，甚至隐约羞于承认自己从这样的书读起，但是你却不得不承认，现阶段这书看起来还真有用处。

“批评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提高思想修养的依据和指导，切实用社会主义先进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和指导批评理论和实践活动，提高思想觉悟和思想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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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裤从哪里来？——从一包内裤看中国（Where Underpants Come From）》，乔·本尼特（Joe Bennett），2008年著。吕博译，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0年。

作者的动机很有意思：因为在新西兰超市发现一包6.5新元五只装的内裤，作者很诧异如此廉价的货品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所以作者期望回溯产业链条，查看内裤的生产过程，进而从这个角度去了解中国。

遗憾的是，作者最后并没能找到一种有效的回溯产业链的手段，因为其中涉及一些商业秘密，所以并不是所有人都对作者包有配合的态度。结果严格意义上讲，作者并没能完成他在开篇提出的构想。于是这本书也有些虎头蛇尾，更像一个从未接触中国的老外初到中国的游记。当然作者的写作不乏有趣的地方，但也就是仅此而已吧。

“当地铁到站停车后，车门和隔离墙上的自动门简直是正好同时开启，而且两层门对得很精确。即刻有两股人流，上车的和下车的，之间只相隔半米站台，直接朝着对方走过去，混成一团。几秒钟后，人们之间的对立结束。两股人流交换了位置。车门和自动门同时关闭，我就这样错过了这趟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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